西晋衣冠南渡，大量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移居江南，他们将当时更为先进的北方文化带到江南一带，第一次充分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不断，大量文人世家又给江南带来了更多的文化。自此，中国南方地区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江南文化在南方文化中又显得尤为重要。

至南宋，临安成为陪都，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带来了大量的文人。之前的文人聚集地也由关中、山东和江南三足鼎立，变成了江南文学世家一枝独秀。这种地域差异从南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而在清朝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离不开明朝文学世家发展的功劳。那么为什么明朝会如此突飞猛进呢？

明朝江南文学世家的地理分布

我们先来看一下明朝江南文学世家强悍的能力与巨大的数量。明朝江南文学世家共有二百四十八家，主要分布在太湖核心区域附近，其中嘉兴府八十三家，苏州府五十七家，常州府二十七家，松江府二十四家，杭州府二十四家，应天府十二家，湖州府十二家，太仓州七家，镇江府二家。而这些为数众多的文人对明朝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明朝文人的传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等等都来自这个地方。

而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江南地区的文学世家主要集中在以太湖为核心的区域，环绕太湖，沿太湖水系呈环状扩散，最后达到杭州湾。其中苏州府、常州府和湖州府环绕太湖，杭州府、嘉兴府和松江府则在太湖核心区域南部。太仓州则位于长江入海口，是明代重要的海港和商埠。而离太湖核心区域最远的便是应天府和镇江府。

这种地理分布也是情理之中，文学势力较为薄弱的应天、太仓和镇江三府都有其原因。应天府（今南京）由于一开始明朝定都于此，政治功能显然更为重要，文学地位就有所降低。而镇江府则是范围较小，经济不甚发达，是八府之末，自然文学世家分布也较少。而太仓是明朝重要港口，商品经济发达，多数人更喜欢经商，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总之从位置上看，离太湖越近则文学世家越多，文人墨客也多，相反越是远离，则文学底蕴就更为衰弱。出现这种独特现象离不开经济、文化和地理三方面的原因。

明代太湖流域发达的市镇经济

宋明两代都流行过“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见当时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是十分发达的。除了农业十分发达，太湖流域的市镇经济也在全国独占鳌头。自唐宋以来，此地一直都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到了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太湖流域开始出现一些专业市镇。

明代太湖流域一带也兴起了很多专业市镇，为前朝所没有。例如苏州府吴江的震泽镇, “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二又过焉。”吴江的另一大镇 黎里,经过明代前期一百余年的发展,至“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到了隆庆以至清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又如吴江的盛泽镇、平望镇、同里镇、江南市、新杭市,常熟的福山镇、梅李镇、支塘市、沙头市等等许多市镇,都是在明中叶以后兴盛起来的。

而在明代市镇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就是松江府,出现了许多依靠棉布业新兴市镇，松江也成了太湖流域的棉纺织业中心和棉布商品的集散地。史料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昏在松江、枫径、侏径乐业,而染坊、瑞坊悉从之 。”华亭县的枫泾镇、泗泾市、新塔市和洙泾镇，上海县的吴会镇、新场镇、周浦镇、闵行市、杜村市等市镇,金山卫也有漕泾镇、柘林镇等八镇。这些地方遍布布行，随之而来的是染坊、踹坊（进行棉布加工整理的作坊）。商贾纷至沓来，大多携带数以万计的钱两买卖布匹，贩卖至全国各地。

太湖南边的湖州府丝织业发达，著名的丝织业中心菱湖镇，在明代以前还是荒无人烟之地，明代之时已经“第宅连云,阗阗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再比如乌青镇，经过元末战乱，至洪武年间已经有所恢复，民居鳞次栉比，“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境内的双休、菱湖、乌镇、南浔诸镇都已经发展成数千户乃至万户的著名丝织业中心市镇。

当时名贯江南的还属嘉兴四镇——王江泾镇、新城镇、濮院镇和陡门镇。这四镇居民多荒废耕作，致力于丝绸，往来商旅众多，成为重要的丝绸业中心。除了这四个地方，在嘉兴的嘉善县、桐乡县等等都在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因为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出现了蚕桑超越稻种，棉花压倒稻麦的现象。这是因为经济作物的收益已经超越了粮食作物。例如湖州地区：“大约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觔，岁之所 入五、六金；次之千觔，最下者所入亦不下一、二金 。 ”，这种明显的收入差异，使得当时的太湖流域基本都是“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让太湖流域一带的市镇经济不仅发展的很快，而且各地的产物也是基本唯一。苏州地区的桑蚕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据记载吴江县内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还只有桑树18032株，到了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已经暴增到了44746株。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是“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 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这种情况同样在嘉兴、杭州境内存在，桑蚕业的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发达市镇经济的促进下，太湖流域出现了很多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大城市——苏州、杭州、湖州、嘉兴和松江。可以说，正是市镇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发展。

由于太湖流域大量富家商贾的聚集，吸引了众多人口，望族和富户蜂拥而起，更加加速了文人、雅士的集中。富商将大量钱财投入文化领域，使得太湖流域的文学世家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国文学世家最为集中地区。

明代太湖流域深厚的文化底蕴

除了发达的经济，使得太湖流域文学世家如此发达的原因还和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自南宋以来，太湖流域就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科举是明代重要的文人考察方式，考中进士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明代将近有两万余名进士，其中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和浙江人数最多，占到了总人数的30%。而这些地区又以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松江府为最多。

这种分布大致跟该地区的文学世家分布相同，而更为重要的是明代进士人员有着向家族集中的发展趋势，而这也正是文学世家所带来的影响。科举世家和文学世家的交错影响，使得太湖流域无论是在政堂还是文学上都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

文学世家的发展离不开藏书家的影响。我国古代文人骚客盛行藏书之风，据记载，明代收藏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232人，其中江南地区就占了83人，苏州府有29家，杭嘉湖地区有23家。太湖核心地区的藏书家很多都是名震天下的藏书楼，比如常熟赵琦美的脉望楼、秀水项元汴的天籁阁等等。这些藏书家都对当时太湖核心区域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除了藏书家，江南一带众多的文学社团、诗词社团都推动了这一带大量的文学世家的诞生。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时期，各种形式的文人社团遍地开花，仅在南直隶就有107家，浙江97家，占全国文人社团的三分之二。而这些地区又以杭州、苏州、湖州和金陵的社团最多。文人结社成风，互相交流学习，进一步推进了文学世家的发展。

明代太湖流域的地理环境

明代太湖流域文学世家的集中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太湖流域土地肥沃，杭嘉湖平原、苏州平原和松江平原自古就农业发达，是重要的农耕之地。再加上太湖和运河的发达水运，使得该地区人口不断增多。更因为衣冠南渡，越来越多南下的北方人受到该地区的吸引而来到此处定居。到南宋时，由于国都的南移杭州，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至明朝更甚。

据记载，洪武年间全国人口最为密集之地在浙江，其次是江苏福建。浙江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米110人，虽然后来经过明朝政府移民，人口也仍然保持在每平方米50人以上。人口四五千的市镇，甚至上万人的市镇相继出现，著名明代散文家茅坤这样描述嘉靖末年湖州府的市镇：“至于市镇，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连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

正是这种发达的经济水平之下的宜居环境和人口众多的基础，让这一地区的文学世家传承成为了可能。

藤树先生说：

正是在这三种主要因素的影响之下，使得太湖流域的文人学士能够不断流传，以致形成力压山东、关中文人的重要文学世家。而这些文学世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整理和文学创作的贡献，足以让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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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苏州府志》

《吴江县志》

《茅坤文集》

《明代太湖流域文学发展》

《杭州府志》

《湖州府志》

《桐乡县志》

《震泽县志》

《松江府志》

《上海县志》

《嘉定县志》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