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始末原由，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做过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今天要谈的是，“乌台诗案”究竟留给我们一些什么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在“乌台诗案”中受到哪些启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围绕着“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前后后，各色人等的精彩表演。

“乌台诗案”就像一出异彩纷呈的大戏，幕后折射出的，是难测的人心、险恶的世道；这出戏也让人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情感，哪些人貌似奸诈，实际上有情有义；哪些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实则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那些平时和苏轼天天诗文唱和、天天在一起饮酒作乐，苏轼一直把他们引以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期间，甚至在他被贬谪以后，都对他敬而远之；似乎苏轼自从“乌台诗案”发生后，就得了极强的传染性疾病，那些人唯恐避之不及，竟没有一个给他在朝堂上求情，也没有一个给神宗皇帝上书，请求减轻或赦免他罪责的。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初宋朝立国时，太祖皇帝赵匡胤有一条规矩：只要不是谋逆罪，不能轻易杀害大臣。但是，神宗皇帝把“王安石变法”当成大宋朝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凡是公开反对变法的人，无疑会被当成“谋逆罪”惩处，更有可能被灭族。如果苏轼的罪行被坐实，那等待他的，就不是苏轼一人被杀，而是苏家被灭族。

因此，那些平时和他交好的人远离他，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吊诡的是，反而倒是那些被苏轼在诗文中、奏折里称作“奸邪”、“新进”的变法派“小人”们纷纷上书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

王安石当时已下台，赋闲在南京。听说苏轼因诗文获罪，急忙上书神宗皇帝，恳求神宗皇帝念在苏轼一介书生、才华横溢，只是不知轻重、一时无聊、胡言乱语的份上，刀下留人。

变法派大将、被后来的史书列为“大奸臣”的章惇，为了给苏轼求情，更是在朝堂上，当着神宗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和执意要杀苏轼的当朝宰相吵得纷纷扬扬，面红耳赤。

我还是想说一句：世道险恶，人心难测！

“乌台诗案”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但它给我们的警示作用，至今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它就像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一下子就测量出了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的道德品性。谁是有情有义的好人，谁是无情无义的恶人，这里我们不便一一点名，更不便妄加评论，那样容易引起当今那些道貌岸然者的不满。因为保守派文人、大臣里，有许多重量级人物据说让后世许多文人十分敬仰，认为他们“德行较高，为人师表，道德表率”。但“乌台诗案”带给我们活生生的启示，却是的的确确真实存在的，而且是直接打脸这些人。

“乌台诗案”至少留给我们三点启示：

一，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派中的大多数人，撇开变法对错不谈，这里只说他们的人品。不管他们平时做人怎么样，性格如何，脾气好坏，但都属于有情有义、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男子汉、大丈夫。至少在“乌台诗案”中，作为“受害人”的他们，并没有一个人对当事人苏轼落井下石，让人敬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一定要交这样的人。

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保守派人物，我们也不管他们性格如何，脾气好坏，吃了多少孔孟之道香火，被后世什么人赞赏，但在我看来，他们大概都属于“有好处就占，没好处就窜”，反对别人改制变法、但又没有实际能力治理国家的一类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远离这些人。至少不能交往，否则，肯定会让你大失所望，伤心难过。

二，人活在世上，一定要谨言慎行，切不可胡言乱语。有时的无心之举，无心之言，特别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在发出之前，一定要好好把关，切不可一时冲动，什么都敢写、敢说。否则，会让你有一种“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猝不及防。

三，我们平时交友一定要慎重。你在现实生活中，看不上的、不喜欢的，不一定都是坏人：你平时特别喜欢的、认为是好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

结尾时，笔者还想说一句画蛇添足的话，苏东坡，一个不仅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在整个中华五千年文化史上，都应该算是一个皓月当空的重量级超级明星。但是，他才华有余，为人格局太小——当然，从他许多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里，也没看出他格局小。也或许他太粗心，根本没把人情世故当回事。因此，表现在识人方面，很多时候表现出是非不明，好坏不分，活脱脱就是一个低能儿。这或许也是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他在政治上显然不能算是一个高人。

苏轼平时把王安石当政敌，把章惇当小人，但就是这两个在他眼里有问题的人，在乌台诗案中，不顾仕途，拼命为他据理力争，为他辩解、开脱罪责，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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