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项行政改革叫取消支郡，设置直辖州。支郡是节度使的辖州。控制的支郡越多，节度使的权势越大。按照惯例，宋朝吞并湖南，应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立多个节度使。当年南唐攻灭南楚时，就是这样处置的。

然而，赵匡胤并未在湖南设立节度使，原本应该成为节度使支郡的州则直隶中央。这也并非无例可循，五代时期即有先例。更何况，节度使的辖区从来就不是一级正式的地方行政单位，那不过是朝廷对分裂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认。如今，赵匡胤不再默认这个事实，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自从湖南成功取消了支郡，新征服的州直属朝廷便成为大宋的惯例，这对宋朝重塑中央集权意义重大。因为随着对外兼并战争的全面展开，宋军征服的土地越多，朝廷直辖的州也就越多。而节度使的地盘不能扩张，只能在日益强大的朝廷威压下，渐渐枯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所有节度使的支郡均被取消，困扰中央政府近两百年的藩镇割据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湖南政改的第二项措施是朝官知州。州的行政长官本来是刺史，理论上由朝廷任免。但由于节度使割据地方，一些支郡的州刺史实际是由节度使任免的；即便是由朝廷任命的刺史，慑于节度使的淫威，往往对藩镇侵政不闻不问。节度使通过对刺史的控制，在辖区内发号施令，割据一方。

赵匡胤

赵匡胤既然取消了支郡，改革直辖州的行政长官也就成了配套举措。虽然名义上，刺史仍然是直辖州的正式长官，但已经不到地方赴任，或者根本就不授予人；而改派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的差遣官，实际到地方主持州务。

从唐朝开始，官职发生了重大变革。许多官职仅仅用来区别品级高低、俸禄多少、官员资格等，成为虚衔，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而真正主管事务的官员，则另行委派，称为差遣。

知州作为一种朝廷委派到地方的差遣官，最早始于唐代宗时，五代时期日渐流行，但其制度还非常不成熟，难以担当整肃地方、重塑集权的重任。

赵匡胤改良后的知州则完全不同。这些知州不仅由朝廷正式委派，而且均由文职朝官担任。他们是隶属于中央的官员，而非地方官；他们直接受朝廷领导，而不受地方节制。赵匡胤在湖南的政治改革，并非止于一隅，而是要为日后在全国推行做准备。如果他仍然任命刺史作为州长官，那么这种“湖南模式”就根本无法对北方的政局产生半点影响，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刺史就是节度使的属官。

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知州与节度使都两不相干。待到时机成熟，赵匡胤便可以在北方通过分割支郡、设置直辖州，特别是任免知州的方式，逐渐削弱、架空节度使，最终完成削藩集权的大业。

现代的湖南省地形图

此外，以朝官为知州，也大大增加了知州的权威。这样，他们不仅在处理地方事务时，脖子更硬；在面对节度使时，腰板也更直，也就敢于与节度使分庭抗礼，分藩镇之权。这些朝官又都是文官，比起当时的武将，具有文化知识的他们也更懂得忠义，造反的概率大大降低；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甚至与武将、士兵互相看不顺眼，也就缺乏在地方进行军事割据的基础；而他们长期处理政务，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对地方的治理水平显然又高于武人。所以，以朝官为知州，皇帝、朝廷、百姓皆受益。

对于大宋第一批知州的人选，赵匡胤也煞费苦心。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给事中李昉权知衡州，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这些都是腹有诗书、办事干练的有识文士。

不过，这些知州的差遣前都有一个“权”字，有“代理”“临时”之意。本来，新官初任，先以代理的身份“实习”一段时间，合格后再转正，这种地方官员任职的传统方式至迟起自秦汉。然而，在赵匡胤这里，“权”还有了新的意义。一个“权”字，似乎暗示地方官都是临时差遣，提醒他们不要有盘踞地方的非分之想；又似乎在向天下藩镇表明：朕设知州，只是权宜之计，是一个临时官职，并没有常设的意图，以此来安抚北方的节度使们，避免恐慌。

湖南政改的第三项措施，是创设通判。为防止知州成为新一轮土皇帝，赵匡胤在知州之外，又设通判。这是一种比较蹩脚的官职。论官位，它在知州之下，似乎是一州的二把手；论职权，他不仅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而且有对知州的监视之权，俗称“监州”。通判与知州互相制约，难以一支独大。第一位有史记载的通判是刑部郎中贾玭，他的儿子是宋初著名神童贾黄中。

由于湖南是一片没有藩镇割据的“净土”，因此，赵匡胤的三大改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迅速在湖南展开。通过改革，朝廷权力延伸至地方乃至基层，并为今后的政权结构搭好了新架子，节度使赖以割据的政权基础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就像杯酒释兵权一样，湖南政改是赵匡胤逼军人和平退出政治的另一种方式，它们为大宋的改革共同定下了一个基调——循序渐进，温和稳定。

北宋地形图

但也许就是因为改革的基调太温和，赵匡胤在后世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以至于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他所开启的是一场关系中国今后八百年命运的改革。

其实，五代时期，想一步到位的改革比比皆是。比如后梁梁太祖朱温急于削藩，就曾在建国不久后，强行采取分镇（肢解藩镇）、移镇（调换节度使）的手段，结果逼出了许多乱子。尽管靠着武力，朱温将这些乱子悉数平定，但也因此消耗了大量国力后梁后唐。善于从前人教训中吸取经验的赵匡胤，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改革是谋与略的结合，它既需要胸怀大略，需要“顶层设计”，保证改革的宏观方向；又需要腹有良谋，需要“基层设计”，保证措施切实可行地推行下去。“释兵权”是略，“杯酒”是谋；湖南政改是略，温和稳定是谋。大宋立国三年，一个以四两之轻拨千斤之重的改革家形象，在万岁殿中，日渐清晰了。

湖南试验田里的三项政改措施茁壮成长，更加坚定了赵匡胤到北方推广新政策的信心与决心。在北方的藩镇里，他也有一块堪比湖南的试验田，那就是符彦卿的辖地——天雄军。但赵匡胤怎么也想不到，“符彦卿”三个字，竟然在朝廷里激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