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宋安之来给大家说说明朝万历时期的矿税，及其明朝严重的宦官之患，甚至引发了东林党第一次干政，开了明末东林乱政之端。

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长达48年，其在位时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万历帝可谓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皇帝，跟大家熟悉的乾隆帝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表现。如果说乾隆帝是喜欢独揽大权，喜欢享受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万历帝这位有名的旷工皇帝，则是对权力不是那般迷恋，就喜欢跟个宅男一般窝于深宫之中偷懒。

虽然万历帝旷工的方法是小事不管，大事严抓，毕竟小事有内阁可以发挥一二的作用，大事诸如万历三大征就是万历帝拍板决定了，但很多人还是认为这位皇帝太差劲了。

但万历帝有一个措施，却使当下不少人认为是明朝走向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表现，那便是收取矿税，也就是开始增收商业税。但因为东林党及其很多大臣的反对，等到万历帝死后，矿税马上被继任者明光宗朱常洛罢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因为那句无奸不商，所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以重农抑商为主。到了明朝亦是这般，但随着明朝中后期随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按理说此时万历加收矿税，是顺理成章的，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走入正轨化，而且不说这些远的，最起码可以充实国库，为什么东林党还有很多大臣反对呢？

很多人认为万历帝这次是被冤枉了，东林党代表江南士族的利益，因此坚决反对，甚至将万历帝骂的狗血喷头。

其实真实历史上，万历帝收取矿税的做法没错，但他采取的方法却是大大的有错。

因为万历收取矿税是派太监下去收税，被称之为“矿监”。到后来一般大城市都设立这种“税监”，有着诸如“两淮盐监”和“广东珠监”等名目。

也就是说万历帝没有通过朝廷机构这种正规渠道去收矿税，而是下派太监到地方收取矿税。

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奴才，皇帝信他们本就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群太监是到了地方是无恶不作。

自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取矿税以后，这些矿税太监征税的残忍程度，简直是令人发指，在全国各地是肆意妄为。

诸如太监马堂负责天津矿税，到了辖区一派混混作风，纠集了数百个亡命之徒，拿着各种刑具，不分白天黑夜的抢劫。还经常诬陷富户，抄其家产，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最后商户罢市不说，更是犯了众怒，上万百姓聚集在一起烧掉了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37人。

事后朝廷追究起来，王朝佐自认是首谋，被处死以后，当地老百姓自发为其立了祠堂。

太监梁永负责陕西矿税，西安为六朝古都，梁永在哪里大肆挖掘历代陵寝，还纵容亡命之徒抢劫，地方县令敢怒不敢言，只能纷纷逃走，老百姓忍受不了，要杀梁永，吓得梁永逃回京师。

太监杨荣在云南肆意妄为，连朝廷命官知府说下狱就下狱，最终成功激起民变，被愤怒的百姓杀死。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还发生了两千多名丝织工人纵火打砸的行为，也是为了反对矿税太监行为。

本来万历帝收取矿税，不论是出于贪财亦或是缓解财政危机的想法，都是有利于国库收入的。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太监贪污了不知有多少，剥削以后真正上交的肯定没有太监贪污的多，更关键的是，这些太监是搞的地方民怨四起，使朝廷人心尽失。

像天津马堂事件，代表朝廷的马堂如强盗一般，简直是无恶不作，而百姓还要靠自己伸张正义，甚至还被朝廷处罚，最后自己建祠堂纪念被处死的王朝佐之时，说明这个政权，已经是人心尽失，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也难怪万历帝死后24年明朝便灭亡了，而且还是亡于区区流寇李自成之手，因为人心尽失了。

更讽刺的是万历帝还特别信任这些无恶不作的太监，当时山东巡抚尹应元和下面一个知县吴宗尧上奏弹劾矿税太监陈增的恶行，结果落得一个因参奏不实而被治罪。

反之，矿税太监杨荣犯了众怒被杀死，万历帝竟然伤心的几天吃不下去饭。

更可笑的是，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帝不知怎么的“不豫”，也就是自感大限将至，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万历帝急召内阁首辅沈一贯，“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

没想到是第二天万历帝又好了，感觉自己一时半会死不了，又舍不得停止矿税。一般来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天子一言，是言出法随，是不能随便收回成命的，不然自己将自己的话不当一回事儿，当屁放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但脸皮厚的万历帝并没有这个觉悟，要求收回这个诏谕。

不得不说太监中还是有好太监的，万历帝虽然说话放屁，但近侍太监田义不干了，坚决不同意，气的万历帝要拔刀杀了田义。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比较怂了，吓得将诏谕拿回来了，停止矿税的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了。

矿税太监如此之恶行，当时的大臣包括东林党在内，自然多是反对了。尤其是东林党自认为是正义之士，对于阉党太监自然是势不两立了。

所以就事论事来说，废除矿税上面，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私心，而是这些矿税太监的确太过分了，简直是祸国殃民，犯了众怒，东林党不过是其中的反对势力之一。

话说东林最初只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别称，而东林的党魁是顾宪成，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东林党的。

顾宪成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之人，在仕途之上不得志，更是因为触怒万历帝而被罢官。后来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以后，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以东林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官员，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可以说最早的东林书院是纯粹的，并不像后来乌烟瘴气的东林党，而且只是在舆论上可以起到作用，并没有干预朝政。

但因为矿税之事，东林党开始了第一次干预朝政。

当时反对矿税太监的大臣之中，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少有的激进分子，不只是敢上疏犯颜直谏，还吓得太监陈增的党羽程守训不敢到他的辖区之中。

陈三才因为反对矿税等事，所以有意与当时的直臣顾宪成结交，以期获得东林舆论支持。

万历三十八年，李三才被弹劾，顾宪成因此向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信求援，引发了东林党为李三才的辩护。而且这一私函书信，居然见于当时邸报之中，还真是奇事，足以可见东林党对于舆论的控制力。

虽然顾宪成的本意是好的，但无疑他是开了东林干政的恶例，更关键的是由此形成东林结为朋党，互相支援之意，开启了明末东林乱政的序幕，不得不说，还真是失败。

最后再说说万历帝收取矿税的行为，虽然大方针没错，但派太监收取就是错的离谱，以致地方民怨四起，人心尽失。

东林党反对矿税也没错，但由此使东林彻底结党，开始干政，就是后果很严重了。

这个充分给大家说明一个道理，那便是很多政策呢，它本身是没问题的，但选择的执行者有问题了，那么再好的政策，不会成为治国之良药，反而会成为毒药的，诸如万历帝任用太监收取矿税就是如此。

最后再说说万历帝为什么非要让太监去收取矿税呢？

因为明朝的制度使然，自明成祖朱棣靖难以后，皇帝对于那些血缘兄弟是如防狼虎，毫无信任可言，甚至将其圈养的如同废物一般。

偌大的国家需要治理，既然藩王这个群体选择不用，那么皇帝就要选择另一个群体信任和重用。很明显，皇帝对文臣武将也不是多么信任，而这些长于深宫的皇帝，自然对这些从小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太监信任了，所以派太监去监军，去守备镇守诸如南京凤阳这些重地，甚至收取个矿税都要找太监。

当然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往往就是这些信任的太监，动摇了他们统治的根基。诸如太监王振怂恿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御驾亲征，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还有本文中提到的搞得地方民不聊生的矿税太监，等到了明朝亡国之际，这些皇帝亲信，除了一个王承恩陪到崇祯帝最后，其余太监多是投降，不得不说，还真是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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