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当格雷夫人跟随丈夫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中国广州生活时，她讲的英语固然是没几个中国人能听得懂，而令她大惑不解的是，当一个中国人用自认为很好的英语对她说话时，她也听不懂。比如对方说“My chin chin you”（向您告辞了），她绝对想象不到这会是一句友善的礼貌用语。因为，这个人讲的是“广东英语”。

1786年的广州商馆风貌

所谓“广东英语”，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混杂语言。大约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当外国商船从澳门经伶仃洋进入珠江之后，需要“引水人”引导其在内河航行，需要通事来处理日常事务，还要依靠中国人提供所有的日常供应。

1860年广州珠江上的炮台

从事这些行业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澳门，他们在澳门学会了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葡语”。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在中外贸易地位的上升，“广东英语”代替了“广东葡语”。到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广东英语”盛行于外国商馆集中的上海英法租界，逐渐发展为带有宁波口音的“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英法在上海租界的一条分界小河）。

晚清时期广州十三行缔造出一位世界首富伍秉鉴

19世纪40年代，在广州商馆（俗称“十三行”）附近的书店，有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出售（当时中国人将外国人统称为“番鬼”或“外国鬼”，而且对不同国家的人还有不同的叫法，比如把英国人称为“红毛鬼”、把美国人称为“花旗鬼”），里面首先提到的是一些单音字，比如用“曼”表示“man”的发音，之后是双音节的词，如用“土地”来拼“to-day”。

19世纪中期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

这本小册子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约等于一二十文铜钱），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当时侨居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合伙人亨特对这本小册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名垂千古。

19世纪初广州的斩首刑罚

为何会出现“广东葡语”、“广东英语”这些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鬼话”呢？一方面，当时来中国的洋人大都不想学中文，因为来华时间短暂，对于中文（主要是“粤语”）这样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哪怕学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国家也毫无用处；就算有的洋人想学，恐怕也不敢学，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严禁老外学中文：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就以“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的罪名，处死了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的中文老师刘亚匾。

1860年广东的轿夫与船夫

另一方面，当时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当中很多连字也不识几个。而“广东葡语”、“广东英语”主要是用于日常对话的口语，靠的是声音而不是文字，以中文（粤语）读音注音，让广大群众易于掌握，故而在中外交往中流行了数百年。

清末民初华侨的英语教材

既然有“广东英语”，也就有“英式粤语”。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仅靠无声的出版物进行他们的传教活动，更要亲自到群众中去宣讲，因此便有学讲当地方言的需要。在珠三角地区，19世纪的时候便涌现了大量教授粤语的书籍和粤音字典。清道光八年(1828)，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出版了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广东省土话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分为“英文和中文”、“中文和英文”及“中文词汇和用语”三部分。

中山西区黄氏大宗祠内的蚝壳墙

前两部分是中英文对照的字词列举，标明已译成拉丁字母的粤音读法，比如把Viceroy译为“国王”，粤音读法为“Goy wong”；第三部分是分门别类的中文谚语，不少更是广东独有的说法，例如在“世务类”收录了一句“明知蚝壳墙，偏要撼埋去”（蚝壳是当时广东民居常用的砌墙材料，较之砖墙，有更好的隔热和防盗效果）。

参考文献：

《广州来信》［英］格雷夫人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美］亨特

《清代风俗人物图鉴》［英］乔治﹒亨利﹒梅森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英］约翰﹒汤姆逊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程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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