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中国的四大发明，究竟是科学还是技术？

之所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只能算技术，不能算科学。而且有一些科学史专家和科学家，也公开发表言论为这个说法背书。所以今天咱们就分析一下，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究竟应该算科学，还是算技术？

首先，在现代汉语中科学通常是相对技术而言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科学是指人们对事物认知的、理论性的突破性的发现，而技术是对科学发现的某种实际应用。

也就是说：科学是对事物本质的、普遍规律的发现，而技术是对各类事物特殊性的探究和利用：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和来源，技术是对科学理论的证明和应用。

所以所有的技术背后，都是有科学理论作为依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产生了技术上的实践和应用。

比如著名的袁隆平先生曾经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就是因为他的杂交水稻技术，被认为是属于工程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突破。也就是说袁隆平先生的贡献，被认为是一种对某种科学理论的应用和实践，而不是科学理论的独创。

但是任何古代的所谓技术创新者，或者技术发明家，他们并没有现成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或者参考，所以他们不管是从技术的偶然，而上升到理论的必然，还是从理论的规律发展到技术的创新，他们往往都既是理论的发现者，也是技术的实现者，他们只不过并没有以近代科学理论的范式，系统性的阐释技术背后的理论。

而且把对自然的研究与探索，分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两个不同的领域并加以区别。把基础理论研究称为科学的，把应用创新称为工程的，技术的，这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观念。在古代社会，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的分别。古代社会的所有所谓科学研究，都是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也都是以应用技术的形态存在和流传的。 比如天文学来自占星术，化学来自炼金术。以今天天文学和化学的标准来看，占星术和炼金术肯定不能算科学，但是如果回到占星术和炼金术的时代，占星术和炼金术，就是那个时代的所谓科学研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曾经被认为是所谓科学研究的东西。因为在占星术和炼金术的时代，还没有所谓科学的范式。

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大约16世纪以后才开始形成的，所谓近代科学。

虽然通常认为近代科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传统，但是古希腊并没有所谓科学家，古希腊也没有所谓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研究。把古代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研究与探索，描写成近代科学的雏形，这只是某种历史书写的逻辑，事实上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古希腊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因为对社会需求的反应。按培根的话说就是：以其效用服务于社会。恩格斯也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的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说明至少培根和恩格斯都认为，推动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需要而不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或者民族性。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天生就是热爱科学的，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中自然就含有科学的基因。 。

今天现代汉语中的中所说的科学的意思，是对英文Science的翻译。这是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年—1897）在明治时代，借用汉字对英文的翻译，说文解字说“科”是会意字，左边是“禾”指谷类粮食作物，右边是“斗”指一种量具。所以所谓“科学”的意思就是所谓“给事物制定某种标准的学问”。在日本明治时代“科学”这个词通常也被当做是指“分科的学问”，或者“个别学问”的意思来使用。

中国最早的把英文Science，翻译成中文的是严复。他把“科学”翻译成“西学格致”。意思就是西方人的“格物致知”之学。所以20世纪初汉语中对英文Science的翻译一直是“科学”和“格致”两个词并存并用，而中文的“格致”，也是指对事物分门别类的研究其特性的意思，与日文中对科学一词的使用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从对科学一词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就是所谓对事物分门别类的加以研究的意思。

在英文中Science这个词是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法文的影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因为在近代以前是没有所谓神学，哲学和科学之分的，在中世纪之前哲学可以包含所有这一切，在中世纪，神学可以包含所有。这一切到16世纪是因为笛卡尔和培根使哲学与神学分离，超越人的认知与思考的属于神学，以人的思辨和实验为基础的，对世界的探究是哲学，开启了所谓近代哲学的时代。而哲学中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就是科学，所以以自然万物为对象，分门别类加以探究发现的学问就是科学。

但是在17世纪以前，我们今天称为的科学，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属于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比如像牛顿，卡文迪许，道尔顿，我们今天认为的这些大科学家，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工作。所以在近代，科学这个词的出现，就是相对于哲学而言的，是特指哲学中，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那一部分工作，因为哲学是对世界本质、普遍性和规律的思考，科学就是对自然界不同事物的特性的探究，就是认为自然界的不同事物，是有其不同的特质与规律的，是不能够用一个所谓世界的本质规律全包括的。培根说：科学应该首先着眼于提供能够改善所有人生活的实用发明。这就是在强调科学与哲学的不同。哲学的目的是穷其理，科学的目的是实其用。这就是在说，所谓科学就是以满足人的生活，实际需求为目的的工作。从培根对科学的性质与目的的表述可以看出，至少在培根的时代，科学就被认为是有用的技术与发明，如果以这个标准而言，好中国的四大发明应该是属于科学的。

所以如果以古代和近代对科学的理解和标准来看，中国的四大发明都应该算属于科学的，而如果以现代科学的标准评价古代的科学技术，究竟应该算科学还是技术，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古代既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它只有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科学与技术。

实际上把所谓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创新进行区分，并且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主导和决定技术创新，这种观点是因为二战以后，成为了美国的国家科技发展策略，才开始变成所谓权威话语的。而技术的创新表现出对科学研究成果更多的依赖。这是19世纪末以来的所谓第三次技术革命才表现出的新特点，并非始终如此。所以今天讨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究竟应该算科学还是技术，这不是一个科学史问题而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何谓科学？所谓科学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语言中，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就像我们今天也可以说，牛顿其实不能算科学家，因为牛顿的年代没有科学家，牛顿是哲学家。但是牛顿的这个哲学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哲学家又不同，所以以今天的标准看，牛顿是科学家不是哲学家。但是在牛顿的时代，牛顿就是哲学家。

其实今天声称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而属于技术的观点，首先是站在现代的立场，把“哲学穷其理，科学实其用”的近代观点，转换成了“科学穷其理，技术实其用”。

而且没有科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就没有技术的创新与进步的这种现代观点。这其实只是二战以后才开始出现的科学叙事。它也许符合今天的国家科技策略的制定，但是并不适合以此为标准评价古代的科学技术。更不适合以此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作政治文化性解读寻找合法性。它的意思是想说，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实用轻视求知，所以阻碍了中国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最高的所谓科学成就，其实是属于技术层面的，而没达到科学的高度。

但是一直到十六世纪之前，古代中国人在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至少不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中国是到了19世纪之后，才开始明显落后于率先工业化的欧洲国家的。

如果说中国在19世纪以前，还能够保持不落后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那19世纪以后为什么中国的技术不能继续保持这种势头了？

如果说19世纪以后中国技术的落后，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发展作为支持，那一直就没有科学只有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以前技术却可以不落后甚至领先于世界。

如果说是中国内部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影响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那为什么中国在所谓相对更封闭、更专制的古代，技术可以不落后甚至领先于世界，而到了相对开放，相对自由和努力向西方学习的19世纪反而是大大落后于欧洲了？

所以，科学史是历史而不是科学，历史没有所谓规律，也不是必然的，更不是单因的 ，这涉及到的其实是个历史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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