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景烁

视频编导：孙亚男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近200棵胡杨长成四五人高，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一片金色。吴向荣选了最茂盛的几棵拍下来，配了句描述——“这里不是额济纳，是腾格里锁边林基地。”

在朋友圈发下这条状态时，吴向荣已经在沙漠里种树14年。

这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2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这三大沙漠，土地荒漠化面积高达93.5%。每逢春天，沙尘暴常突袭而至。

吴向荣和他的团队就住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白天头顶烈日，拎着铁锹、背上树苗出门，晚上回到仅有床、桌椅的屋子凑合休息，就在宿舍、植树基地和沙漠种植区这三点一线来回跑，每天相互陪伴的只有7个人。

就是这7个人，造起了长20公里、宽500米～2000米的防沙治沙灌木锁边林，将一直向东肆虐、企图越过贺兰山脉的沙漠紧紧地拦截下来。

1997年，在日本留学的吴向荣，带着他寄宿家庭的主人、米店老板大俊夫和另一位日本人回到家乡阿拉善，正赶上当地最干旱的时期。

走在牧区，大俊夫看见满山的羊群，却不见一丁点儿绿草，十分疑惑：“难道阿拉善的羊都是吃石头长大的？你们为什么不种树？”

在日本友人看来，沙漠扩张不仅仅是阿拉善和中国的问题，也是日本和全世界的问题。回到日本，他们成立了世界沙漠绿化协会NGO组织，争取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援助。次年，吴向荣开始向日本外务省申请项目资金。

2003年，吴向荣本科毕业，回到了曾想逃离的家乡。读小学的时候，频繁的沙尘暴给过放学回家的吴向荣“突袭”，这让他对沙漠“充满了恐惧”。

可这个害怕沙尘的人，一回家乡却直接搬进了荒漠。第一批树苗到位后，他和团队从早到晚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黑了，就在树旁边挖坑睡觉，一干就是几个月。

没水、没电、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跟不上，最初种植的小树，在纯粹“靠天吃饭”的方式下大量死亡，这种方式被验证行不通。怎样种树才能最有效地治沙？吴向荣一直在思索。

2005年，在给当地政府的报告中，他首次提出了“锁边”的概念——沿着沙漠的边缘植树，造起“绿色围墙”抵抗沙漠肆意扩散。他们一年年地制定计划，从公路的周围开始，打造起一条细长的防护带，先完成目标的长度，再慢慢地拓宽。

事实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为培育“绿色屏障”探索了几十年。吴向荣的父亲吴精忠曾担任阿拉善盟主管农牧林业的副盟长，多年来一心想治沙。小时候，父亲带吴向荣体验过几次“飞播造林”。坐在农用飞机上，脚用力来回下踩，飞机的底部就飘出长长一串种子落在沙漠里。几乎年年播种，可长成大树的寥寥无几。

“每年播完，遇上雨，才有生长的希望。长出来了，羊又给吃掉了，再怎么播也没有效果。”吴向荣觉得痛心。

阿拉善每年降雨量只有100多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多毫米，针对这种情况，吴向荣大胆地提出采用滴灌，当时团队的人都认为这“不可想象”。

“原来滴灌只有在农田有水井的情况下才会用，这技术用来造林，现实吗？没有水井我们就用运水车加压，后来一试果然可以。”滴灌建成后，浇完1000亩地，只要一个人花一周时间，而在过去，管道浇灌要团队所有人齐心协力，一个月可能都搞不完。

有一年，买来的苗木带有根腐病，这些患病的树苗仅从外表看并没什么异样。2年的栽培后，吴向荣和团队看着它们成林，又大面积地死掉。为了保证质量，他下定决心以后自己育苗，不久，项目区有了专门的育苗地。

“我们在腾格里沙漠14年种了20公里，等于1年也就是1公里多点儿，整个腾格里沙漠少说也有600公里，要按我们这个速度，最少还要再种500年”，他玩笑似地说道。“过去我们总想着要种多大面积，不考虑3年以后、5年以后能不能维护得了。我们到底能种多少，能管多少，能管好多少？”

有一年冬天，在日本，吴向荣发现短短的两个月里，专业人员对门口上百年的大树修剪了五六次，这让他意识到维护的重要性。回到阿拉善，他和团队随即制定了修剪计划。

他希望将环境保护的种子种进更多人的心里，发动更大的力量让种树成为一种自觉的活动，“不仅要种树，还要植心。荒漠化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荒漠化，这是我父亲以前常和我说的话。”

彼时，阿拉善盟正实施“转移发展战略”，禁止牧民从事传统的放牧业。但对当地牧民来讲，要他们撇下习惯转而种树简直是难上加难，这一度让吴向荣“非常头疼”。

“我们拉修路的砂石料经过牧民区，那一个区域的十来户人家谁都可以出来拦你，只要在门口立个牌子，经过就得给钱。”

吴向荣想出了办法——通过给牧民发补助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蒙古族牧民格日勒图一家率先被说服，与吴向荣建立了合作。如今，格日勒图家周围的200多亩地被绿色填满，其他的几户牧民，也开始慢慢地尝试起来。

在这片20公里长的锁边绿带里，吴向荣最喜欢一号井附近的一棵沙枣树。这是他和一位当地的小学生一起种下的。

最初的援助期，不少日本志愿者都期望能够实地走入这片沙漠。每年，吴向荣统计好志愿者的名单，再去镇上找当地的小学，凑够对子建立“认领”关系，让这些日本志愿者能够短暂进入阿拉善的小学生家中同吃同住，再一起到基地体验植树。

“那会儿想把学生从学校里带出来，要费很大功夫。为了搞环境教育，我们给小学生租车，给带队老师发补贴，和校长喝酒喝成了好朋友，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生给骗到沙漠里。”说着，吴向荣嘿嘿一笑。

往往来了之后，学生们都说好。“当时浇树得从很远的地方提水，走一路鞋都湿透了，但大家都特别开心。”

经过吴向荣的牵线搭桥，最多的一年，结成的对子中日家庭就有将近40对。这些日本志愿者中，最小的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最年长的是近80高龄的老夫妇。前不久，吴向荣惊讶地发现，曾经参与活动、已大学毕业的阿拉善男孩，去日本游玩时又住到了当年来访的日本志愿者家中。

迄今为止，这个项目示范区共动员了8000多名中小学生、近5000名志愿者，参与环保教育宣传活动。他们也接待了近千名国际志愿者，组织了家庭结队和互访等国际交流活动，与国内外多所大学、科研机构携手开展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技术合作项目。

在团队里，42岁的吴向荣种树时间最早，年龄却最小。算下来，7个人的平均年龄差不多50岁出头。年复一年驻守在沙漠，吴向荣不担心生活单调，只担心留不住人。

在阿拉善，到镇上当公务员是当地炙手可热的工作。这些年来，光吴向荣团队里的年轻人就考出去了7个。日本援助时期，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都给这个种树项目带来不小的波动，日方会停止发放资金。最严重的一次，团队半年发不出工资，那一年，他们流失了4个年轻人。但吴向荣没因此放缓种树的脚步。

2015年，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计划”开始对吴向荣的团队发起支持。吴向荣感觉，他的项目更加稳固了，也逐渐在全国发出了声音。

一些青年开始“主动请缨”。年轻姑娘小何在网上看到吴向荣的示范区项目，自己找到了吴向荣。3个月的志愿服务时间过去，本要结束工作的小何突然改了主意：“我要留在这儿一辈子植树造林，治理沙漠！”

在团队眼中，吴向荣挺好相处，但这个外表斯文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却“较真儿”得很。

“种树一点儿也不难，但用心种树挺难。”吴向荣叹了口气。“我们总以为拿把锹，挖个坑，放棵苗，添桶水，加点土，浇点水就是种树了。实际上，在哪儿种、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怎么保存，这整个体系的建立才是大学问。”他严肃地说。

吴向荣希望能够与这片沙漠“握手言和”。“不是人定胜天，不是和沙漠宣战，也不是用绿洲逼走沙漠。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沙漠和绿洲的最大公约数，保证生态和谐。”

这些年，吴向荣带着团队种过胡杨、梭梭、沙拐枣、酸枣，也种过花棒、沙棘等等。他发现大些的灌木“既好养又足够抵挡风沙”，他种出的花棒成活率已经能达到90%以上。而实际上，在阿拉善，不少地方的树木成活率只有50%左右。

如果没种树，吴向荣觉得自己很可能会留在日本，像多数昔日的同学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撰写报告，或者干脆下海经商。最初来到沙漠，他甚至想在阿拉善建立另一个拉斯维加斯。

一年年过去，赌城的梦想逐渐模糊，吴向荣在种树的路上越走越远。

十几年前，吴向荣在火车上邂逅了现在的妻子，来来回回的书信把这个陕北姑娘“骗”到了日本。没多久，他就回国治沙了。只有到了年底，忙完了一年的播种、管护、育苗、采种、冬灌，做好第二年的计划，他才能舒一口气，前往日本和家人短期团聚。

种到什么时候才满意呢？吴向荣觉得“没个头”。“还有更多技术可以开发，我们在不断尝试，也可能不断失败，这体现在造林上就有点儿麻烦，失败了，就要等下一年重新再来。”

在当地多数人眼里，种树是最原始也最土的差事。但现在每当介绍起自己，吴向荣都非要加上一句“就是个种树的”。

前几年，有几家公司先后向吴向荣抛出“橄榄枝”，劝他“多赚钱，直接捐助公益难道不比自己亲自种树力量大”，他没考虑几天，又接着拿起了铁锹继续之前的工作。“我不想等别人实施，我要自己真实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种树、怎么更好地种树。”

在搭档老王和很多其他人的眼中，植树锁边林的工作非吴向荣不可。“种树谁都能做，但这些想法和理论，除了他没第二个人说得出。”

有件小事一直印在吴向荣心里。种树第3年，项目区的沙拐枣刚刚长成树林，发现了一种专吃花果的虫子。为了让树存活，他们喷上了农药。

没想到，这里仅有的一只喜鹊却因此盯上了吴向荣。一天，喜鹊瞄准他办公室的玻璃窗死命地撞击，“嘭”一声倒在地上又“嗖”地飞起，来回反复直到彻底动弹不得。吴向荣盯着喜鹊的尸体看了很久，此后，项目区禁止使用农药。

在吴向荣团队不久前完成的植被调查报告里，这个项目区拥有的植物种类已达到120多种。曾经向他“寻仇”的喜鹊，有时一个傍晚就飞来几千只。他们还看到狐狸、獾猪、黄鼠狼、沙鸡，隼和鹰也在这片小绿洲上空飞翔。“最大公约数”绿洲，正在阿拉善的一角，缓缓延伸出去。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5月12日05版）

(原标题：寻找沙漠和绿洲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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