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邓红教授于2018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以下称“邓书”）,邓书着力批判“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的观点,本文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首先，本文就邓教授《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所论述的“日本阳明学与中国没什么直接关系”、“只是利用了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几句话作为自己的口号而已”等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本文认为邓书未理解阳明学是体认之学的实质，切断了日本阳明学和发源于中国明代阳明学之间的联系。最后,针对邓书中称“阳明学”在当今日本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提出若能多注意阳明学的发展、交流或许就不会产生如此的断言。

一、“阳明学”是体认之学

开宗明义，本文认为“阳明学”是体认之学，邓书忽视阳明学这一基本特征，因此才会牵出本文需要和邓书商榷的问题。

邓书对“阳明学”、“日本阳明学”的名称的来源多有论述，在此不作评判。为简单方便，本文认为中国明朝的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后，必然与先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发生碰撞、融合，经过实践个体自己的内心认识，结合外部客观状况，运用王阳明“心学”在当地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在这个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发展成具有日本特色的“阳明学”，即所谓的“日本阳明学”。

为加以区分，那么传入日本之前的明朝王阳明“心学”，本文就称其为“阳明学”或者“心学”。

邓书认为：“日本阳明学”虽然用了一个“学”字，看起来很像一门近代学科的名称，但绝非王阳明哲学思想之学术研究本身，也不是什么学术流派，更不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在异国日本深化、进步、再造的产物，只是利用了王阳明哲学思想中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几句话作为自己的口号而已。

如邓书所述，本文同样认为 “日本阳明学” 虽然用了一个“学”字，其实质确实不是“近代学科”、也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学术流派”。但是，本文与邓书观点不同的是，可以称之为儒学发展顶峰的阳明“心学”或者“阳明学”本来就不是西方哲学概念下的 “学术研究”、“学术流派”。

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助，世上磨练之学”（《王阳明大传》序言）。冈田先生又认为：“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即在于西学乃实证之学，所追求的为知识，儒学乃体认之学，所追求者为成德。体认者，以体认之，所谓身体力行也，非止以智识认知也”（摘自钱明《冈田武彦先生的思想与实践》一文）。

邓书认为：“井上哲次郎（1855--1944）三部曲全部带有“哲学”字样，那么，井上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以西洋哲学概念去梳理整个江户时代所有儒学的思想内涵。但是，井上没有这样做，而是拿出两个关联的中国思想史中的两个流派概念---朱子学和阳明学，以及虚构一个日本儒学的概念“古学”（ 邓书第39页）。 井上是否虚构“古学”概念，在此不作讨论。仅就邓书所言井上“应该是以西洋哲学概念去梳理整个江户时代所有儒学的思想内涵”的论断，本文恰恰认为与阳明学的基本属性是背道而驰，就如同用“周易”概念去梳理西洋基督教圣经一样的荒唐。

冈田先生在《崇物论-自序》中说的：“大学毕业后，（我）更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哲学上，尤其是对其中的宋明理学兴趣倍增，于是埋头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宋明理学中的体认之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正式体认之学才使得东方哲学具有了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思想特点。因此，我便去试着体验宋明儒学家体验过的生活，从而逐渐自觉到，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学的研究方法。”（摘自钱明《冈田武彦先生的思想与实践》一文）。邓书认为应当以西洋哲学概念去理解东方哲学智慧，是目前学界大多所持的治学理念，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发生了根本性、本源性的错误？让我们看看阳明先生本人是如何说的：

1、吾讲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诸君敷衍。今日讲良知，明日讲良知，就无味了，且起人厌。诸君今后务求体认，勿烦词说；

2、《拔本塞源论》开篇曰：“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3、《别湛甘泉序》：“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于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以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阳明先生的“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的观点，是否与日本“古学派”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待学者研究。

以上可以看出，阳明先生认为自己倡导的心学，是“务求体认”之学、是“至易至简”、是“易知易从”的愚夫愚妇之学； 阳明先生称的反面，则是“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那么，以邓书所言以西洋哲学去解释东方智慧的阳明学，将阳明学解释的“益繁以难”，显而易见与阳明先生的精神是不符的。

二、日本阳明学

由于朱子学相较于阳明学更早传入日本，自林罗山开始，林家一门世代掌管江户幕府教权300年，朱子学成为幕府官方正统。因此，后来者阳明学在日本的发展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最早接触到阳明学的日本人是京都东福寺和尚了庵桂梧，其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在中国见到了王阳明本人，王阳明特意为其作序文一篇。武内义雄认为阳明学传入日本后，“而其学问的传统，也不像朱子学那样明悉，只不过是断断续续 ，不时有信奉者出而作狮子吼而已，不过其影响于日本国民道德之宣扬之大，则绝不下于朱子学“（武内义雄《儒教之精神》155页，高明译，1942年太平书局）。

从武内义雄的论断可以分析，阳明学在日本的传统是“断断续续”的，没有明晰的学问师承体系。换而言之，阳明学不需要“师傅带进门”，更重要的是“修行在个人”。这也符合阳明学注重实践之功、“务求体认”的特点，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其核心的价值在于“行”，无行则无知，进一步理解可以说是“知行一体”。

武内义雄认为阳明学“不时有信奉者出而作狮子吼而已”，那么这些作狮子吼的阳明学信奉者是谁？武内义雄还认为阳明学“其影响于日本国民道德之宣扬之大，则绝不下于朱子学”，那么阳明学影响力高于朱子学的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将作为本文的主线，从中分析邓书所持的批判“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观点。

邓书列举了主张“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观点的，中国有梁启超、章太炎、张君劢、朱谦之以及早年孙中山等人（邓书16页），日本有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等。根据常理，邓书要否定这些多甚至是明治维新同时代著名学者、历史名人的认识及观点，邓书就必须承担更多、更扎实的证明义务，但是邓书并没有给出可靠的证据。现在让我们逐个加以分析。

邓书认为：“明治维新成功于1867年(明治元年)。“阳明学”一词如果以《阳明学》杂志创刊标志其诞生的话，时间是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如果以三宅雪岭著《王阳明》一书为“日本阳明学”原型的创立的话，时间是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一、二十年后才诞生的“阳明学”怎么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呢？这一荒诞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邓书16页）

首先，邓书认为“明治维新成功于1867年(明治元年)”，而这个结论就发生了常识性错误。1853年(嘉永六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 “黑船事件”，以坚船利炮迫使日本幕府开国。于是乎日本各地浪人、志士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日本“图存救亡”运动，在历经“尊皇攘夷”、“公武合体”、“倒幕开国”、“萨长同盟”等运动后，幕府迫不得已，1867年10月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史称“大政奉还”。1868年10月23日明治天皇始改年号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之后日本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改革，通过“王政复古”、“版籍奉还”、 “废藩置县”等，彻底终结了日本藩国封建体制，在政治上、思想上全面“脱亚入欧”，日本开始进入帝国时代。至此，明治维新改革使日本强大起来，也导致了日本不断膨胀，成为日后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以及日俄战争（1905年）的客观条件。

从以上时间节点，可以看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的时间段，是指1853黑船事件至1868年戊辰战争结束之间，即明治维新开始之前。在此期间有安政大狱、樱田门外之变、池田屋事件、禁门之变、下关战争、第一次幕长战争、第二次幕长战争，坂本龙马被暗杀等等历史事件，在这系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阳明学的信奉者，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这些信奉者就是武内义雄说的所谓“作狮子吼”者，他们显然不是邓书所称的阳明学的“学者”，因为阳明学本来就不是“学术研究”、“学术流派”！

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脱亚入欧”，之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否是这些信奉“阳明学”的浪人、志士最初理想追求，已不得而知，也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愚见，日本在二战给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自身造成深重灾难的原因，或许正是日本全面“脱亚入欧”，舍弃阳明学“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后果。

三、作狮子吼的阳明学信奉者

1、佐藤一斋，被誉为“明治维新的摆渡人”

邓书直接将佐藤一斋贴上了“江户时期著名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标签（邓书第17页），否认其为阳明学信奉者。

佐藤一斋曾说：“譬之画龙，晦翁（朱熹）写全龙，双鳞片甲，无有遗笔，但惜眼中欠一瞳子耳。及阳明出，容易落笔而加一点，然后龙始活而跃如”（武内义雄《儒教之精神》163页）。好一个画龙点睛！可以看出佐藤一斋是一个坚定的阳明学信奉者。

“一斋之折衷阳明和朱子，已如上述，而结果他的门人，是分成两派，一派趋向朱子学，一派趋向阳明学。例如安积艮斋、大桥讷庵、中村敬宇，都趋向朱子学；而山田方谷、佐久间象山等，都信奉阳明学。而象山的门下，是产生了吉田松阴，松阴的松下村塾中，又产生了许多人才，这样看来，一斋的影响，也可说不小了”（《儒教之精神》164页）。这就是武内义雄认为阳明学“其影响于日本国民道德之宣扬之大，则绝不下于朱子学”的原因，因为山田方谷、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显然不是不属于朱子学的信奉者。

佐藤一斋折衷阳明学和朱子学，被称为“阳朱阴王”。为何如此？道理很简单，佐藤一斋作为幕府儒官，师从林述斋一门，由于幕府的“宽政异学禁”政策，佐藤只能教授朱子学，“阳朱”则不背叛师门，是尽忠。而“阴王”则是良知、诚意。另一方面，从日本的习惯看，其对于国外传入的先进文化，均可以兼容并蓄，而不放弃原有的文化。例如最简单的数字，日本学习了中国的数字表达之后，居然保留了自己的古代数字读音，两者分别称为“音读和训读”，到今天都在不同的领域同时使用。

其子佐藤立轩所著的《皇考故儒员佐藤府君行状》中记载：“先子虽奉宋儒之学，实钦慕王文成。凡关文成之事者，莫不罔罗搜辑。偿获文成真迹墨妙亭诗一贴，珍袭不翅赵璧。凡墨迹存于我着，百方收之，至难得者，则命人而双钩填墨以藏之”（冈田武彦《日本人与阳明学》第148页）。从中可以看出，佐藤一斋对王阳明书法真迹梦寐以求的态度，足见其发自内心对王阳明的敬仰和崇拜。

2、吉田松阴，被誉为“明治维新先觉者”

邓书第二个认为吉田松阴不是阳明学者。邓书摘要松阴语“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邓书第5页）。其中《李氏焚书》作者李贽是王阳明再传弟子，《洗心洞札记》作者大盐中斋是日本公认的阳明学信奉者。

邓书以松阴自称“然吾非专修阳明学”，而否定其为“阳明学者”。但是，松阴自称“甚觉有味”的“有味”， 疑出自王阳明“吾讲致良知，原自有味”；“言言当心，向借日孜”，疑取自《书·益稷》：“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孔颖达疏的解释：“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由此看出，松阴非专修阳明学，但是其学习阳明学却是“勉功不怠”，足以证明吉田松阴对阳明学的信奉程度。

3、佐久间象山

邓书中第三个认为佐久间象山不是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本名修理，讳国忠，因崇拜宋代心学家陆象山而号象山，这也说明他不是阳明学者而最多只能算是心学者。佐久间象山是江户时期著名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学生，学的是朱子学，主要在兵学方面成就”。（邓书第17页）

学界统称陆象山与王阳明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由陆象山开创，后由王阳明继承发展，阳明先生是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先生在《象山文集序》中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岂有佐久间象山信奉陆象山心学，而不信奉王阳明心学之理？邓书故意将佐藤一斋描绘成一个纯粹的朱子学者，显然不是公正的治学态度。

4、西乡隆盛

邓书第四个认为西乡隆盛不是阳明学者，邓书称“在日本阳明学系谱中，说西乡隆盛是阳明学派的说法最为可疑。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阳明学之哲学》第四篇第六章中提出的西乡隆盛是阳明学者的主要证据，是西乡在故乡鹿儿岛时曾跟一个叫伊东潜龙的人学过阳明学，但根据历史记载，伊东潜龙的老师也是佐藤一斋”（邓书第69页）。

佐藤一斋是阳明学信奉者是不争的事实，邓书断言西乡隆盛是阳明学派最为可疑，但是，邓文并未提出任何证明西乡隆盛“最为可疑”的证据。

西乡隆盛曾手抄佐藤一斋所著《言志录》计一百零一条，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其中第38条： “知是行之主宰、乾道也。行是知之流行、坤道也。合以成二体躯一。则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实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 第 39条：“学贵自得，人徒以目读有字之书，故局於字，不得通透。当以心读无字之書，乃洞而有自得”，实为王阳明“心即理”说；第58条：“物我一体即是仁。我执公情以行公事，天下无不服。治乱之机在於公不公。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伊川又以公理釋仁字，余姚亦更博爱为公爱，可并考。”本条论述即为阳明学之“万物一体之仁”说，而“余姚”者即为王阳明也，本条白纸黑字证实西乡隆盛为阳明学信奉者。

冈田武彦称“西乡南洲是勤王运动的第一功臣。他年轻时虽读过《近思录》，修过阳明学，但却以手抄了佐藤一斋的《言志录》来修身养心。因此，南洲不是一个凡庸的将才，而是一个能切身体验不计成败生死的阳明学精神的人”（《日本人与阳明学》第20页），文中所言的勤王运动，即为幕末的倒幕运动，亦可以说明治维新的第一功臣。

5、高杉晋作

邓书第五个认为不是阳明学者的是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但是邓书在第92页下面的小字注释中却陈述：“是高杉晋作在一本《传习录》后写了一首诗：“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但是邓书却否认高杉晋作与阳明学存在关系，这就让人奇怪邓书的目的了。要知道宋江就是因为浔阳楼墙上题了一首反诗，而被迫上了梁山。因此可以说诗是书面证据，是铁证。

这首诗证明高杉晋作信奉阳明学，而高杉晋作28岁就已经生病去世了，可以说高杉晋作一生也只能信奉阳明了。梁启超因景仰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将其日本名字改为吉田晋。

6、孙中山

邓书关于孙中山对于日本阳明学的评说，摘要了两个不同时期截然相反的论断，邓书独采反对说，但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和证据。

邓书摘孙中山1900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讲话》的肯定说：“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邓书56页）。

随即邓书对孙中山上述言论提出反对意见，从而引出孙中山1917年《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完全相反的论断：“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为何从1900年到1917年，孙中山评判发生了根本性180度的大转变？而明治维新发生的历史原因、经过等事实，从1900年到1917年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换而言之，明治维新没有变，信奉者也没有变，只能是孙中山发生了变化。那么孙中山为何得出相反的结论？邓书给出的原因是：“于是他提出以知难行易学说代替传统的知易行难理论，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邓书60页）。到底是“知难行易”说还是“知行合一”说，哪一个更有生命力？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作为政治家提出“知难行易”目的，或许我们从胡适对《建国方略》的批判中，可以一窥端倪，在此不作赘述。

于是，邓书通过对上述信奉者的批判或者取舍，从而得出“日本阳明学”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日本阳明学”和明治维新没有任何关系的结论，进而认为“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第五本《阳明学》杂志废刊以后，“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邓书第10页）。邓书的论断产生一个问题，假如排除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那么，按照井上哲次郎的三分法，幕末时期日本哲学主要是古学、阳明学、朱子学，如再加上兰学，明治维新的精神原动力到底是哪一个？邓书并未给出任何答案。

邓书错误认为“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也许邓红教授去看看绍兴兰亭镇王阳明墓园，在修缮墓园捐献者纪念碑的后面，篆刻的冈田武彦以及日本阳明学信奉者的名字，也许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另外，邓书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的观点，在“日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类似的说法”（邓书18页）。相反的证据是，我们从日本电影里可以发现西乡隆盛的故乡鹿儿岛（原萨摩藩），小学教室经常会悬挂西乡隆盛的名言“敬天爱人”的匾额。“敬天”即为“敬天理”，“爱人”即为利他，孟子曰“仁者爱人”，与王阳明所说“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并无二至。“敬天爱人”即为敬天理、致良知之意。

同样出生鹿儿岛的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将“敬天爱人”作为京瓷集团的社训，稻盛和夫一生践行敬天爱人的信念，得到了应有的人生意义，其创办的盛和塾宣扬敬天爱人思想和企业管理经验。至2019年盛和塾解散时，日本国内有56家分塾，海外48家分塾，塾生人数约达15,000人，世界大会召开了27次，共计65,227人参加，机关报≪盛和塾≫累计发行份数共计3,556,509份（摘自稻盛和夫官方网站）。阳明学思想已经被亚洲汉文化圈或称儒学文化圈普遍接受，并融合成为其国民道德的组成部分，邓书说日本阳明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的论断，应该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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