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卢象升与清兵激战之时，太监高起潜拥3万关宁精骑驻鸡泽，距贾庄不足50里，却不肯发一兵一卒前往救援。卢象升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他那里，高起潜率部仓惶逃遁。他害怕崇祯查出当日情状，治罪于他，将卢象升的死讯密不上奏。

顺德知府于颖有感于卢象升之忠义，将其死状核准奏闻崇祯。

杨嗣昌怀疑消息不确，假皇上诏书，三次派人前往察看。有一名小卒被杨嗣昌派出，叫俞振龙，回来后据实禀报卢象升确实是死了，而且将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对卢象升多称颂赞美之辞。

杨嗣昌大怒，吩咐人将俞振龙拉下去，施以鞭刑。这小卒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刑刑用的皮鞭，却硬是死不改口。杨嗣昌更是怒不可遏，始终没有叫停手，于是行刑的人不敢怠慢，一直痛打愈振龙。

三天三夜之后，俞振龙气息奄奄，努力睁开红肿的双眼，仰头说道：“天道神明，不要冤枉了大明朝的忠臣呀!”说罢，吐血而死。

俞振龙惨死的内情，不久即为京师的平常百姓哄传开来，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纷纷，悲叹唏嘘，莫不对杨嗣昌的刻薄残忍气愤不已。

杨嗣昌倚仗自己在崇祯面前的得宠，以及他圆滑巧妙的权术手腕，对来自百姓的议论和来自御史台的弹劾并不怎么介意。他装出一副诚惶诚恐，尽心竭力为皇帝着想的样子，使皇帝越发相信，人们的攻击都是来自对杨嗣昌的嫉妒与诽谤。

崇祯十二年三月，满清兵饱掠之后，班帅出青山口。清兵此次入塞，历时五月余，转掠2000余里，33战皆捷，下京畿、山东70余城，俘获人口46万有余，金银财物难于计数。历次清军入塞掳掠之惨，莫非此为甚。

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苦难，崇祯眼不见心不烦，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清兵退了，在瓦砾堆中苟延残喘的大明朝，脱逃了这场灾难，至少还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在年轻的朱由检的心目中，前途也许还要光明得多。

历次清兵入塞，崇祯都要惩办一批办事不力的大臣。尤其执掌中枢的兵部尚书，每次都在劫难逃；崇祯二年，王洽下狱，在狱中死掉，仍论罪大辟。

九年，张凤翼以兵部尚书督师，后服大黄药自杀，还是得了削籍的处分。这次70余座城池失守，前线将帅，各地督抚、监军太监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作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抵御清兵的杨嗣昌自然难逃舆论的攻击。给事中李希沆请求查清责任所在，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分不清责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群臣敷衍塞责，蒙混过关。李希沆的矛头暗地里指向杨嗣昌。即罢了王志举的官，李希沆也被连贬四级。

杨嗣昌是崇祯自己选中的人材，不是廷臣推选而得，在群臣中威望不高。崇祯早知道臣僚必定会借机攻击他，为维护自己的信念，每每有人抨击杨嗣昌，崇祯便不察其中真伪对错，将弹劾者斥逐。杨嗣昌尽管位子还算巩固，而在朝臣中的名声却越来越不堪了。

话说佯为投降官军的张献忠、罗汝才，实是在养兵蓄锐，待势而发。清兵入关使官军地他们疏于防范，于是他们便趁势在罗狭山对左良玉部进行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进攻。左良玉此战大败，士卒死伤万余人，军资无数。

当张献忠、罗汝才复叛的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时，崇祯气急败坏，大骂熊文灿误国。然而，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他，只得削去他的官职，命他戴罪视事。传旨的太监刚出北京城，左良玉罗狭山惨败的消息又传到京师。

崇祯气得两眼冒火，简直不知道拿熊文灿怎么办。呆了半晌，才传令将熊文灿、张任学革职逮问，左良玉降三级图功自赎。

张任学本无大错，只是因为副将罗岱是他手下副将，崇祯心疼罗岱、刘元捷之死，便将气泄到他的头上，可说是罢职罢得有点冤枉。

这段时间，杨嗣昌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卢象升得死，使许多平常老百姓都认定他是个大奸臣，戕害国家的肱股大臣。他又是夺情视事，一些顽固而正派的大臣便都觉得他不守礼法，贪权怙位，不肯奔丧守制，像少詹事黄道周，竟然冒着和崇祯顶嘴的危险，弹劾于他。他在朝中的地位日益孤立。

杨嗣昌自己也深知舆论对自己不利，便推举四川巡抚傅宗龙代自己为兵部尚书，又连上三道奏疏，请求皇上给自己降罪。

这一手让崇祯又是心疼，又是感动。为给杨嗣昌一个台阶，同时也为平息廷臣对杨嗣昌的怒气，崇祯命杨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管着兵部。这样一来，杨嗣昌明降暗升，权限反而又大出许多。

罗狭山败报至京，廷臣都把眼睛盯在杨嗣昌身上，弹劾他推荐不当。杨嗣昌自己也感到责任难逃，再次上疏请罪。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崇祯皇帝病笃乱投医，大笔一挥，命他到前线督师。杨嗣昌知道皇上对自己期许甚深，恐怕推辞不了。不过他还是诚恳地写了一份奏疏，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崇祯一定要他替熊文灿督师。

杨嗣昌见无可推托，便索性摆出一副慷慨豪迈，准备马草裹尸的劲头。这天，皇上在平台召见杨嗣昌，道：“阁臣此番代联亲征，意欲何时起程?”

杨嗣昌道：“古语云，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只是军资甲仗等物，还望圣上督促所司及时配发。”

崇祯大悦，道：“有杨卿这样的辅臣，朕复何忧!”于是传旨，赐杨嗣昌白金百两、大红丝丝表里四套、斗牛衣一件、功银四万两、银牌1500两，币帛千匹。

杨嗣昌趁机条奏了许多主张，保举了若干官吏，崇祯一一奏可。

两天之后，崇祯专门为杨嗣昌摆宴。酒席之间，崇祯亲自把盏，倒满三杯御酒，赏赐给杨嗣昌。这是少见的礼遇，杨嗣昌感恩戴生，跪倒谢恩。

崇祯忽然想起一件事，说道：“辅臣千里督师，这事不是经常遇到，朕写了几个字，赐给卿家!”

旁边太监捧上崇祯亲笔所书的御制诗，赐给杨嗣昌。

杨嗣昌看了，感激涕零，道：“臣戴罪出征，蒙圣天子以周方叔、汉亚夫期许，臣愧不敢当。惟当鞠躬尽瘁，一死以报圣上恩德。”说罢仍旧叩头不已。

第二天，杨嗣昌出征，崇祯再次赐宴。百官齐到南郊，为杨嗣昌送行。崇祯对杨嗣昌道：“待卿凯旋之日，朕再陪卿痛饮。”文武百官见崇祯对杨嗣昌这样眷恋，无不感叹唏嘘，以为是历代少有的恩遇。

此番杨嗣昌出行，规格之高，气派之隆重，场面之宏大，可谓明300年所少见。单看这番举动，人们都猜想湖广、河南、江北、陕西的流寇，恐怕荡平有望了。

只有杨嗣昌一个人明白，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何等严酷的现实。皇上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对自己的宠遇可谓人臣少有，而自己将有一番什么样的作为，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都是不可多得的帅才，他们十来年都没有荡平的流寇，凭他杨嗣昌一人之力，能行吗?李自成一直没有从一连串的打击中恢复元气。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的队伍在湖北，汉南、四川的交界地带游动。躲避大股小股官军的搜剿，找寻赖以生存的食粮。官军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张献忠和罗汝才身上，但是对李自成这支不满千人的队伍来说，哪怕是三两千官军的追剿也是致命的打击，更何况经常游动在汉南山区的官军，远远不出三两千之数。

新上任的三边总督郑崇俭不像洪承畴那样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但他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干练的人才。郑崇俭采取一种稳扎稳打的策略，不求侥幸的胜利。他将义军活动的频繁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块，责成当地府道各负其责，官军则往来进击，随时准备剿杀在各地出现的义军部队。

李自成原来数十万的大军，如今只剩下不到千人的一支队伍，景象未免有些凄凉。不过，有一点令李自成欣慰，那就是经过一番大浪淘沙，汰去了动摇的人们和不适应艰苦环境的战士，剩下的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义军的精英。

这不足千人的队伍是李自成重新崛起的全部依靠，他们的坚定与忠诚，是李自成日后纵横天下的资本。

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的消息，被敏锐的李自成的哨探捕捉到了。李自成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感到自己冲出困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这时，李自成来了在湖广西北的郧属山区驻扎，他果断地决定率部东进，与自房县西进的张献忠、罗汝才会合。

在野山县，辗转而来的李自成迎来了兵强马壮的张、罗大队。张献忠、罗汝才刚刚在罗狭山大胜左良玉、气势之盛，莫此为最。

李自成的出现，并没有给张献忠带来多少的兴奋，反而给还在兴头上的张献忠增添了一丝隐隐的不快。李自成的人马不敌他的百分之一，而且大多体弱多病，都显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张献忠在会合时，见到这支残弱不堪的队伍，心里面感到得意，于是故意在李自成前面炫耀自己的精壮人马。谁料李自成面色从容，竟丝毫不明白他的心思一样子，仍旧像当年二人平起平坐时那样，对他既不卑恭曲膝，也不盛气凌人，让张献忠觉着好生没趣。

不过，张献忠人虽看起来粗豪放旷，心思却极缜密，心里的不快丝毫没有显示出来。

倒是罗汝才表现得兴高采烈。罗汝才虽有曹操的外号，为人机警狡诈，善于应变，但他对同道却是一片赤诚，毫无机心。他和李自成的交往还不如张献忠与李自成交往多，可是曹操对李自成却极为钦敬。

陕西的几十支义军或者溃散或者受抚投降，惟独李自成只带着那么几个残兵，竟然硬生生挺了过来，这不能不让曹操佩服。他热切地拉着李自成的手，说道：“自成，真有你的，要是换了咱罗某，碰到你的惨状，我不投降才怪哩!”

李自成微微一笑，道：“李自成平生最好不喜欢寄人篱下，受人驱使，宁肯与官军碰个头破血流，也不愿委曲自己。既便指挥不足千人的残兵败将，也落得个自家说了算，不用看人眼色，受人闲气。”

罗汝才听了，挑起大指，道：“自成这点执拗之气，咱罗汝才是学不来的。”说罢，两个人爽声大笑。在一旁的张献忠听李自成一番表白，不禁暗暗紧了紧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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