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条主线是：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个中心是：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官学由衰而兴，并不是指官学衰落以后，再度兴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是指其所衰的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官学，其所兴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官僚建立的官学。这两者的教育宗旨是绝然不相同的。
　　教育变革的进程，开始于春秋初期，结束于战国晚期，可分成四个阶段。
　　整个过程从西周旧官学衰落到秦统一全国确立以吏为师的新官学兴起，初步完成了从奴隶制教育到封建制教育的过渡。
　　第一阶段，从春秋初期到中期。这时期，周王室的官学趋于衰落，列侯诸国为适应自身的发展需要，着手改变西周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教育政策。这时的教育变革是初步的，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教，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西周教育的某些传统。私学的兴起尚在萌芽之中。
　　第二阶段，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此时各诸侯国间的以强侵弱，以大欺小，兼并剧烈。为了争夺霸主和保持霸主的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重用人才。这时的新官学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人才培养的任务。私学应运而起，逐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受到诸侯国家的支持。私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被确认，夫子受到尊重。
　　第三阶段，从战国初期至中期。春秋时期的五国称霸，逐渐转成七国争雄，列国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剧烈。这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对于治国、治军、立法、理财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士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私学教师以士为主，私学成为育士的学校，推动了广泛的从师风尚。不同的学派，培养出了不同学派的人才，各自游说纷纭，形成了在教育学说上的百家争鸣。
　　第四阶段，从战国中期至晚期。七雄相争的过程，正是全国逐渐趋向统一的过程，由秦统一天下的趋势逐渐明朗化。私学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战国后期政局变化的形势，不能满足在完成中央集权大业的过程中统治者的要求。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封建社会官办学校的先例。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确立法治，以吏为师，官学取代了私学。
　　官学和私学，在教育变革时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春秋私学是在周室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以一种替补的性质兴办起来，正是表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教育。官学复起，则是在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和私学的彼此兴衰，完全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个时期所建立的私学和官学，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
　　一、各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教
　　西周奴隶主贵族官学的衰落，自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当时官学本身的僵化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发生在郑国的两次废学和毁校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在郑国国学学习的学生自己放弃学业；另一次是郑国乡人不愿维持乡校。这种公开抵制和反对官学的行为，都发生在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战乱不止，学校失修，学校教育本身暴露出来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迫使诸侯必须着手整顿学校教育，各自制订教育政策，这是教育变革的基本情况。《诗经·郑风·子衿》是一首讥讽郑国国学废弛的诗篇。《子衿》中分析所以产生废学的原因，在于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所谓不修，是由于郑国处于乱世，国家官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对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了。其实，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官家自顾不暇，官师常遭丧职，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学校涣散废弛是可以想象的。《子衿》反映了国学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校秩序混乱，听任教师和学生随便去留。留在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抱怨离去的同学轻易放弃了学业，唱出的《子衿》表达了对旧时友谊的怀念。其诗第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流露出郑国学生的忧伤心情。学校不修，必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不安心学习，学校便等于虚设。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传统西周式的国学，就势在必改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记载，郑国人游于乡校，大家议论起国家当前的政局。有位叫然明的人主张不如毁掉乡校，并认为毋需再建立这样的教育场所。后来被郑国正卿子产（公孙侨）劝阻，才没有毁坏。
　　孔子为了这件事，还赞许子产一番。孔子的原意是，不毁乡校，能够保留东周的文化传统。可是，他却没有觉察到，这正说明人们对乡校这种教育形式已不再感兴趣。
　　

子产

诸侯国家对于国学教育如此消极，京畿的学校教育则更是不景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认为不学亦可，这种厌学的情绪，也影响到官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记载，这年秋天，周大夫原伯鲁到曹国去参加曹平王的葬礼。鲁国有人遇见他，在同他谈话中，发现周大夫对学习的事情很不重视。鲁国人从曹国回来后，告诉鲁大夫闵子马。
　　闵子马听了，感到这将是周王室衰乱的预兆。因为他判断，如今在东周一定有许多人都不爱好学习了。厌学情绪不断往上反映，王室的官员们听多了，竟也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周大夫所说的，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表明政府官员对待办学的态度。因此闵子马认为，在东周可以听到不需要学习，不学习无害处的奇谈怪论，说明官员们对学校教育发生怀疑，官员们如此，周室还能不乱吗？闵子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周大夫所说不悦学的原因，首先要从学习内容方面去分析。西周学校所传授的，除了射、御等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外，其他所谓的学问，都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即使学得优秀，成绩斐然，却不能与社会需要接轨，学了又有什么用途？学生们肚子里全是一套颂扬奴隶社会的德行、礼乐，却根本不受诸侯各国统治者的欢迎。所学的东西虽优，但不能为仕，而且被拒于千里之外，反而成了谋生的障碍，学子们怎么能对学习感到兴趣呢？周大夫原伯鲁提出的不悦学，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的反映。所学知识不能实用，当然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官学废弛和衰落，不等于社会上就可以没有教育，学校就可以停办了。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不感兴趣的，只是周王室所实施的那套陈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制度。而他们自己还是重视国内的教育，着力于改革旧的教育，以适应富国强兵政治需要。他们一方面制定了基本的对国人大众进行教育的政策，另方面则积极改进学校教育。
　　周代的教育实施，立脚点是在祀与戎上，即培养学生的宗族观念和战斗能力。春秋以后，奴隶制的宗法和氏族系统渐被破坏，祀已不能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的宗法血缘和等级关系纽带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王卿根本不再理会这一套，周祀几乎被废除。他们重视的是现实，关心的是国家威力。因此，国之大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治与戎上。不过，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多少还受到西周传统观念束缚，尚没有完全提高到法治的高度，而是着重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新的行为规范，以礼治为主，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并注意到守法。当然，春秋各国所守的礼，除了鲁国保存较多的周礼外，其他国家同周王室所制定的礼是不完全一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礼，严格区分尊卑贵贱，深受宗法制度牵制管束，即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上下等级和必须遵守的一定秩序。如有违背，便是失礼，失掉身份。而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虽然也用礼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毕竟这个礼，已不用来严格区分贵贱尊卑，而是要与道德人品相联系了。社会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都形成某种反映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自有它自己确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德作为内在修养，礼便成为外表形式。封建初期的所谓守礼讲德，实质上是遵守国君的旨意。秦汉以后，便是顺从帝王的旨意。这种封建式的德治，奠定了人治的基础。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立法，才公开要求法治。最明显的是秦国。秦国的教育政策，重点便放在教育大众知法守法上了。
　　各诸侯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即使是相邻近的两个国家，由于当地民情风俗各异，受到周代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再因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差别，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也不一样。
　　齐鲁两国是相邻的大国，属地同样是殷人的发祥地，曾有过高度发展的东夷文化。姜尚和伯禽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施政情况有别。到了春秋时期进行教育变革以后，两国的教育政策就很不一样了。
　　西周成王时，姜尚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受封于齐。他到了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尊重当地习俗，仅仅简化了一些当地的礼制，也没有完全搬用周礼，因此思想比较开放。齐桓公时器用管仲为相，采纳管仲积极改革的建议，允许采取不同旧日传统的一些做法，就是例证。管仲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政策，强调以礼、义、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来教育国人。如果这四维都不能积极推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甚至要灭亡了。礼为四维之首，以守礼带动奉公守法，防止越出本份。因此，要求士能够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工能够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商能够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车，以周四方。农能够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冬日备耕，春天耕种，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即各行各业都能勤于职守，安居乐业，便是高度的知礼和守礼，达到了国家教育的要求。因为齐国提倡寓教于武，齐人因之好勇，而这又是与礼、义、廉、耻联系起来的。勇如果灌以爱国主义教育，便能知耻，英勇捍卫国家。所以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齐有霸迹者，武政（教）也。对齐国的教育非常称许。
　　

姜尚

齐国为发展教育选拔人才，还对乡大夫、属大夫执行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制度。如果在乡里有人为义好学、慈孝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明。如果在乡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贤。如果在乡里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合上令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下比，即同这些坏家伙沆瀣一气。凡是犯有蔽明、蔽贤和下比的过失者，都要治罪。这样一来，对乡里大众也是很好的教育，使得大家都明白有善而得举，不善而得诛。当然，齐国也不仅仅停留在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水平上，国家还行使更加积极的手段，提出如果乡里匹夫为善者不多，肯定是乡大夫、属大夫的教育不善。政府还规定：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这种把教育效果直接同国家政局安宁相结合，对教育实施不得力者加以惩处的作法，加强了乡、属大夫在乡里进行教育的责任感，保证了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应该指出，虽然西周时期，六乡六遂也设置了不少教育乡民遂人的官吏，职责分明，权力不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考察他们教育效果的办法，更没有颁布他们失职后的惩处办法。因此，越到后来，政府对乡遂越是不易管教，政局也越加不能安宁。而齐桓公能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是同他制定的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分不开的。
　　西周武王时，周公旦封于鲁，是为鲁公。但是周公旦没有到鲁国去，仍留在武王身边，帮助武王治政。周公死后，子伯禽才去鲁国。他到鲁地，变其俗，革其礼，做法完全与齐国不同。这是因为伯禽恪守他父亲制订的周礼，也因成王为褒扬周公之德，给了鲁国特别优待，准许这个侯国拥有天子之乐，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为完整的国家。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访问，见到鲁国收藏的丰富文物典籍，惊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这里说的礼，是指奴隶主贵族的全部文化。
　　刘向在《说苑·政理》中不提鲁国霸迹，却说鲁“有王者迹，仁厚也”。所谓仁厚，无非是指鲁国能够长期把周礼奉为圭臬。因此，鲁国统治者思想上比较保守，这也是产生儒教的历史渊源。鲁国的教育，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六艺而训于礼之上，以周礼为教诲。孔子首倡仁学，强调立礼、复礼，这同他从小受到鲁国奉行周礼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成王立，封姬虞于唐，是为唐侯。古时，唐是尧的居地，原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叔虞之子姬燮以尧墟南面有晋水，改称晋侯，又称为晋国。春秋时期，晋的四周，东有齐，西有秦，北有燕，南有楚，都是一些大国强国。晋人要立足于强国之间，必须在思想上要敢于进取，行动上要勇于竞争。因此晋国统治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同齐鲁两国的教育政策就有所差别。
　　晋地受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较之齐鲁为少。因此，晋国受周礼条条框框影响也没齐鲁两国那么繁多。晋文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34年），他准备出征，被子犯劝阻。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首先要以义、信、礼教育好老百姓，才能培训出优良的军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服从国君；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对于战士则加强军事训练，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的是，晋国的教育不再以礼为先了，义、信既重于礼，又偏重于法。因此，公元前513年，晋才有铸刑鼎之举，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铁鼎上，称为刑鼎，着重于向国人进行法制教育。到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纵横家、名家中有不少人出于三晋，是有一定原因的。
　　楚地在周时被看作荆蛮边境地区。周成王时，封高阳后裔熊绎于楚蛮。楚国最初迁到江汉地区时，还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中原国家总是认为楚国文化教育落后，不开化，好利而不好义，往往以蛮地蛮人相对待。春秋初期，原来常因周人侵伐而被迫局限在汉水之南的楚国，减轻了来自周王室的军事压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使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或小国臣服，北面多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国或周的与国，有的被楚所灭，有的被楚屈服。到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2年-前626年）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楚国因距离中原较远，所受周文化影响也不大。但是，他们并不拒绝周人文化。楚庄王为他的儿子聘请教师（傅），教材中就有《礼》、《乐》、《诗》、《语》等，这是为了治国安邦。楚庄王在公元前611年灭掉庸国以后，推行寓教于武的教育政策。他一方面经常向国人宣讲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道理，要求国人提高防御的警惕性，不能有一刻松懈；另方面，则要求军士不断提高战斗力量，告诫他们不努力训练，就不可能保证常打胜仗。正是庄王紧紧抓住对国人的现实教育，遂称霸于中原。楚国称霸，后继力量很强。因为楚国已认识到骤胜而骄的危险性，要求全国上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向国人进行的治家治国教育，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春秋初、中期的教育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各诸侯国除了制订教育政策以外，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国学可能未废，而国学教师和讲授内容，肯定有所改变。史籍记载晋国设公族大夫管理国君宗族和卿之子弟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晋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1-前573年）时，韩厥的长子韩无忌已为公族大夫。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任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或为重新任命）四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这是因为荀家惇惠，荀会文敏，栾黡果敢，无忌镇静。晋悼公还以这四人的特点为例，讲出了教育贵族子弟的一番道理：膏梁子弟（即贵族显宦和富贵人家的子弟），骄放任性，不容易教育。
　　所以要请荀家这样质朴忠厚的人去教育他们道艺，处处都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松懈。要请荀会这样礼法思捷的人去引导他们立志，可以顺势而使他们进入新的境界。请栾黡这样果断敢为的人指点他们的错误得失，教育他们有了过失不再隐瞒而能勇敢改正。要请无忌这样情绪平稳修养有道的人帮助修心养性，教育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再任性。
　　悼公能够从惇惠、文敏、果敢和镇静等角度去考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无疑比所谓用六德六行教育要高明得多，实际得多。特别是看到膏梁子弟在特殊环境中养成骄放任性的恶劣品德，对症下药，任命了得力的公族大夫负责教化，这比西周固定教材、固定学官的做法，从教育效果上看，要高明得多。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以韩襄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继续负责公族子弟的教育。公族这类的官职，当时或仍有世袭的。
　　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开始并不去国学学习，而是在宫廷内聘请教师辅导公子（国君称王时，其子由公子改为太子）学习，叫做使某某为公子（太子）傅。据《大戴记》称：傅，傅其德义。事实上，傅的职责范围很广泛，傅其德义仅是一部分，还得辅助公子从政，跟随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傅，一般由大夫担任。国君和公子是很尊重傅的，而傅也得忠于国君和公子。傅与受教的公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沿续了二千多年，直到清代也还是如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帝党首领。在变法维新期间，老师为学生出谋划策，忠于光绪的政治改革。
　　齐僖公（在位年代公元前731-前698年）使鲍叔牙为公子小白（齐桓公）傅，请召忽担任公子纠的傅，鲍叔牙和召忽当时都是齐国大夫。据《史记·齐世家》记载，僖公死后，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与异母弟公孙无知发生矛盾。鲁国支持无知，杀襄公，立公孙无知。齐国混乱，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召忽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随后，为了争夺王位，又相互斗争，公子纠败，召忽自杀。老师也为弟子殉职。齐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2年-前554年）为公子牙（后立为太子）请了两位老师，使高厚为大傅，夙沙卫为少傅。齐灵公死后，原来被太子牙徙到东鄙的公子尧，复立为太子。他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杀高厚于临淄城，杀夙沙卫于高唐城。太子牙罢为公子，连老师也受害。
　　鲁国也设傅。《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闵公的傅夺取鲁大夫卜刺的田地。当时闵公不过10岁，不可能去阻止这件事。后来，庄公之弟共仲（即庆父）怂恿卜刺在宫中虎门袭杀闵公。当然闵公之傅也不能幸免。
　　晋献公（在位年代公元前677年-前651年）曾请杜原款为太子申生傅。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获骊戎君之女骊姬，立以为夫人。骊姬生奚齐，她想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想方设法迫害申生。有次祭祀，骊姬在酒里下了毒药，命申生献上，献公将酒洒在地面，地面拱起。他把酒给犬喝，犬死。给小臣喝，小臣也死了。申生知道这是骊姬害他，逃到新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他的老师杜原款却受到牵连。杜原款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叫人带口信给申生说：这是我太无知了。平时我不去打听情况，又不敏感，不能及时对你教导，才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这都是怪我没有深料国君（指晋献公）的心度，没有早早提醒你丢弃太子身份逃到别国去隐居起来。唉，早能提防，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以后，晋献公为他请荀息为傅。因为奚齐虽立为太子，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了晋献公的心病。他在病重的时候，把荀息叫去，问荀息道：我把弱小的孤儿奚齐交给你了，你怎样培养他成人呢？荀息回答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教导好太子，并且以自己的忠贞来作保证。如果教育得好，这完全是国君的灵佑。如果教导不好，我可以拿生命担保。献公又问：怎样叫做忠贞呢？荀息说：凡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把它做好。对待先君或者侍侯新君，我都是始终如一，不会变卦。这就叫做忠。安排好死者，扶养好生者，死去的人感到得其所任，活着的人不感到内惭于心，这就叫做贞。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里克在杀奚齐之前，先告诉荀息：你怎么样？荀息说：我也将死。因为我对先君（指献公）说过的话是不能变的。晋文公在外避难时，胥臣（也称臼季）跟随着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学读书于胥臣。有次，文公读了些书受到启发，便对胥臣说：我没有到过远的地方，却知道了不少东西。也许文公领会到读书的好处，即位以后，便请晋大夫阳处父为太子欢（即晋襄公）傅。但是，他又躭心阳处父能否教育好欢，便问胥臣。胥臣回答得非常合乎教育学的理论。他说，教育效果，首先在于欢。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学习者本人。教育不是万能的，正如直着身子不能弯下腰的人，就不要求他俯视；弯着身子佝偻的人，就不要求他仰望；身材短小的人（僬侥），就不要求他高举；短小又发育畸形的人（侏儒），就不要求他攀登；眼睛瞎了的人，就不要求他去察看；哑巴就不要求他讲话，聋子就不要求他聆听；智能很低的人，就不要求他出主意想办法。根据学生本人的条件，加以引导，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违反学生本人具有的条件，教育便不起作用了。……凡是懂得教育的人，他会教不能直身的人去学撞击鎛钟（乐器），会教不能弯腰的人去学敲击玉磬，身材矮小的侏儒去学戏，盲人可以学修理乐器，聋子可以学烧炉灶（炊事）。这样，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同山溪水源，根据地势利导，就能汇成大江大海。人，因势利导，也能达到才尽其用。晋大夫羊舌肸（音希），即叔向，精于春秋。晋悼公时，经司马侯推荐为太子彪（即晋平公）傅。平公即位，任叔向为太傅，参与国政。有次，平公射爵（一种小雀），没有射死，他命叫襄的跟从赶快去捕捉，却没有捉到。平公大怒，把襄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叔向听说了这件事，晚上平公也来告诉他这件事。叔向认真说：你一定要杀了襄。从前，我们的祖先唐叔在徒林中射兕（ｓì音四，雌的犀牛）。因一箭就射死了兕，周武王赏给他一副铠甲，允许他在戎狄间立国。如今作为先君唐叔的后代，连小雀都射不死，捉也没有捉到，这不是给先君丢尽脸吗？你一定要快些杀掉襄。同时，切不可把这件事传出去。平公听了叔向这段有讽喻的话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下令免掉对襄的惩处。在晋国，国君做错了事情，老师还可以从旁指点，可见傅对君主的影响很大。
　　楚国虽在荆蛮，国君也为太子请傅，而且非常认真。楚庄王（在位年代公元前614年-前591年）请楚大夫士斖为太子箴（即共王）傅。士斖推辞说：我没有才干，教育太子不会有长进。庄王说：这就全靠你教导有方了。士斖又说：其实主要还在于太子自己是不是积极进取。他要想上进，自然会有人来教导他。他如果不想上进，那么教导便不顶事了。古代的尧、舜、启、汤和文王，都是道德高尚的君王，可是他们也有很坏的子弟。
　　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启的儿子五观，汤的孙子太甲，文王的儿子管、蔡，不都是不争气的不肖子孙吗？做父辈的决不会希望后辈们堕落，但实在是难以办到呀！可是庄王知道士斖的为人，硬是要他为太子彪傅。随后，庄王又问楚大夫申叔时怎样对太子进行教育。申叔时开列了九门课程，提出教授这九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并且说如果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见不到一点教育效果，那么，就没有资格担任师傅了。庄王为太子彪请士斖为傅，态度诚恳坚决。同时，又去请教申叔时有关教育内容，说明庄王十分重视师傅的教育作用。
　　春秋初期的第一阶段，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开始不以周天子为命，为了争当霸主，充实国力，纷纷大胆破格选用出身低微的士担任重要官职，也聘用有才学的鄙野之人充当公卿子弟的老师。齐桓公是第一个破格用士的国君。
　　继之，晋文公依靠出身卑贱的赵衰、狐偃等人成就霸业。以后，秦穆王器用逃亡于楚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为令尹，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就有希望进入仕途。这种破格用人的举动，既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也对私学的兴起，起着催化作用。就是说，私学的兴起与官府的提倡不无关系。官府鼓励兴办私学在于为执政者培养人才。公元前535年，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在促进私学发展中，是颇有影响的。这正是经春秋第一阶段教育变革以后，统治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西周教育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以私学兴起为重点，更加受到各国当权者的重视和鼓励。
　　二、私学兴起，重视智能
　　春秋初期，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各国纷纷各自为教，并努力创造办学条件。首先，扩大了在国人中的受教育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内容更适合各国的国情，从而使教育成为强国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专设公族大夫管理，并根据公族大夫本人的特长，分工负责；宫廷中则延聘师傅，成为太子、公子的私学教师，改变了西周国学中长期维持的一些传统就学制度。特别是春秋以后专为太子、公子聘请师傅的做法，实际为发展私学提供了先例。私学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文化学术的垄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西周时期，推行的是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政府，一切听从于官员。因此，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活动场所。而私学的兴起，改变了奴隶社会学校的性质。因此，春秋时期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
　　

孔子讲学图

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不断的兼并和政治斗争，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一种智慧和技能的竞争。各诸侯国争相养士用士，重用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实质上，就是为了在智能上胜过别的国家。强国富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应有长足的发展。齐之称为首霸，楚之迅速逞强，都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好：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在纷争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事态之中，某些人物智能的发挥，具有特殊的作用，常常会使事态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一计的得失，常常引起政局改变。某些国家或因此而进入列强，或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方面各诸侯国是十分清楚的。进入战国时代，所以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说法，决不是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是说明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是富于社会实践经验，并且能够与时代前进步伐合拍的士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春秋初、中期开办私学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支持，其特点之一，就是私学具有育士性质。聚徒听讲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来到私学之前，已经有过一段长短不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社会地位低贱、经济贫困家庭中走出的人，对政会的弊病，体会更深。他们进入私学，便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去理会老师的讲解，从而使教育效果非常显著。孔子弟子有７２位贤人，其能称之为贤者，正是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智能。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对私学的评价，忽略了其成人教育的价值。现在，应该认为，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古代成人教育的最繁荣时期。私学到战国时期以育士成为专门职能，因此学校逐渐成为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场所，为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师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专门的固定的职业。
　　私学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肯定已经有人办过私学了。至于是哪些人和具体的办学时间，因缺乏史料记载，尚难得知。不过，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孔子办的私学，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相当成熟。他教有理论，学有课程，而且在培养生徒，向官方推荐弟子等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果是首创者，不会有如此完善程度。这是因为教学是一项繁复的知识剖析和传授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并掌握一定的讲解技术。孔子办学能够受到学生欢迎，应该说是他接受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不然，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摸索经验的。实际上，孔子似乎没有经过摸索阶段。历史上，把孔子说成是私学的首创者，在于他所办私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最多。因此千百年来都尊孔子为先师，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其次，与孔子同时期聚徒讲学的，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鲁国有少正卯和王骀，在郑国还有邓析等。据《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是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办学。大概他聚徒讲学，传授的内容与孔子不同，并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一段时期，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相传只有颜由（颜回的父亲）一直跟着孔子学习，没有改换门庭去少正卯那里听讲。
　　

少正卯

据《庄子·德充符》记载，王骀是鲁国人，大概因触犯了某种刑律，而被砍去一只脚。他办的学校很有名，因此到王骀那里去学习的人竟和孔子所收的门徒差不多。有次，一位鲁国的贤人问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跟他学习的人，几乎与先生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在那里却不教导人家，坐在那里又不同人议论道理。可是，到那里学习的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得。回来的时候，却学到了许多东西。难道说，本来就有所谓不言之教，不需要采取任何形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了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孔子对王骀评价很高，他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问是不及他的。现在，我还没有到他那里拜师。我得去拜王骀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不仅仅在鲁国，我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也应该到鲁国来跟王骀先生学习。《庄子》所记的这件事，不少人发生过怀疑。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鲁国办私学的，决不止孔子一人。
　　《汉书·艺文志》把郑国的邓析（公元前545年-前501年）列入名家，即名辩的倡始人。他也曾设学并广收门徒，教人学习辩讼，使人懂得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相传他好为智巧，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设计并制成汲水用的桔槔。邓析在郑国也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刑，作为郑国原有《刑书》的补充。后来，他不幸遭到执政者驷驷杀害。因此名家邓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应是我国一位较早兴私学的教育先行者。
　　

邓析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私学的兴起。孔子虽然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是，他创办的私学有不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在鲁国办学先后有过三次。
　　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是在他已经30岁（公元前552年）以后的事了。他自己说的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这时，由于人已步入中年，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随着当时兴起的讲学之风，他开办了私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6岁的颜由（颜回的父亲），小7岁的冉伯牛，小9岁的子路。孔子起初办学，可能由于学生对他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老师的孔夫子还要亲自动员学生来学校学习。孔子就曾经动员过子路，其事记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有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孔子根据子路话，引导他道：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鲁国，在都城第二次开办私学。这段时期办学年代最长，达15年之久（从37岁到54岁）并且整理了《诗》、《书》、《礼》、《乐》等教材。这时，孔子的门生子弟越来越多，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鲁国来受业，其中不乏从楚、晋、秦、陈、卫、吴等地慕名而来者。
　　他这时招收的弟子，年龄已逐渐偏小了，大多是青年学生。如学生仲弓少孔子29岁，颜回少孔子30岁，子贡少孔子31岁。只有少数人年龄偏大些，如冉求只少孔子9岁。就是在孔子的这段办学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子贡和子路。他们一文一武，都是当时社会欢迎的人才。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很器重他，仅次于颜回。子贡是孔门私学中文科学生的佼佼者，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4年前后，齐国田常准备伐鲁，子贡出使齐国说服田常不妨用伐鲁之兵去伐吴国，然后又去怂恿吴国借救鲁之名去伐齐。吴王怕越报复，准备平越以后再伐齐。
　　子贡又提出要吴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就可以成为霸业。然后，子贡又到越国要越王乘吴伐齐而困于晋的时刻，出兵伐吴，必定胜利。又再去晋，要晋国提高警惕，做好修兵休卒防止吴国转攻晋国。最后，子贡完成了纵横捭搕于各国诸侯间的穿梭外交任务，回到了鲁国。果然不出子贡的安排，吴王发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师，并乘胜转打晋国。因为晋国此时已有了准备，吴师大败。而越王听到吴败的消息后，马上兴兵袭击吴国。
　　吴王赶忙从北方撤兵与越战于五湖。吴国三战不胜，结果吴王夫差被杀，越国称霸。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转辗游说，子贡一出，有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0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单凭子贡一人，就改变了五国的现状，确实表现了这位外交家的惊人才干。这样的人才，与孔子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仲由，卞国人，字子路，通称季路。他性情粗犷、刚直。他投身孔门之下，最听老师孔夫子的教诲，是个躬行实践的好学生。子路63岁时，仕于卫国，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蒉聩和孔悝作乱，袭攻国君出公。恰好子路这时不在卫国，当他听到出公逃到鲁国的情况后，便赶紧奔回卫国。这时，蒉聩已立为庄公。子路在城门口遇见子羔从城内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逃出去了，城门也关闭了，你也可以返回了，不要再去自找灾祸了。子路回答道：我既然给孔悝办事，就不会逃避灾祸的。子路进城后，见到蒉聩和孔悝都在高高的台上。他对蒉聩说：你怎么能够器用孔悝这样的人呢？应该杀掉他！蒉聩不听，子路就打算烧掉高台。蒉聩害怕起来，派石乞、壶黡去围攻子路。在搏斗之时，子路的冠缨被击断。他牢记孔子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条，正要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武士对统治者能诚笃忠信如同子路这样，当然是春秋战国期间统治者所欢迎的将才。
　　子贡之文才，子路之武勇，应是孔子教育之道的成果。由于孔门弟子的才干出众，所以培养他们的老师——孔子，在各国越来越有名气了。
　　孔子第三次在鲁国办学，是外出14年之后。他由卫国回到鲁国，这时已68岁了。如果说，前两次在鲁国办学，孔子对他弟子的仕途十分关心。那么，他第三次办学，重视的是自己学说的建立和传播。孔子的晚年，培养出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弟子。其中不乏接受老师衣钵，传授老师道业的门徒。较为著名的是子夏等人。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少孔子44岁。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在孔夫子的循循善诱下，精研《诗》教，明于《春秋》大义，对《易》、《礼》也很精通。子夏与孔夫子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很有一定深度，甚得孔夫子的赏识。子夏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论点，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子夏也曾入仕，任鲁国的莒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地方创办讲学据点，广收门徒，是为西河之学，在学术和教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孔子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弟子，因此他在诸侯间很有名声。虽然孔子时私学初起，但很快得到发展，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统治阶级需要大量培养人才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大批文才武士很快从私学脱颖而出，这也正是私学胜过官学的地方
　　由于孔子培养了不少才华出众的子弟，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畏惧。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打算给孔子一片封地，把孔子留在楚国。但楚国令尹子西认为孔子得地后留在楚国，身边有一帮弟子相助，恐怕对楚国不是好兆头。
　　他接连向楚王提出几个问题，以提醒楚王注意。如你派出去办外交的使者，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得力助手（辅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将领统率大军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官员中能有宰予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接着子西又把问题的实质挑明，即如果孔子带了这一大帮能人将才到了楚国，楚国怎么应付得了。虽然子西拒绝孔子定居楚国是另有一番打算，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但从他说的一番话和所提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教育效果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以后，墨子所办的私学，名声也不错。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儒学，而墨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了墨学。虽然墨学是儒学的反对派，但他们所办的私学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称为当时的显学。墨子重视生产知识，门下弟子都十分义勇。相传他的弟子三百人，个个都能赴火蹈刃，有高度的敢于牺牲精神。到战国时期，墨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广泛，《孟子·滕文公下》有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记载。他与子贡并列为孔门中言语科的优秀生。孟子称赞宰予智足以知圣人。
　　私学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将受教育权夺回到民众手里，将文化知识回归给民众。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并存，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双轨制的学校制度。
　　春秋时期开办的私学和西周官学比较，其所谓的革命性在哪些地方呢？私学的兴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私学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如前所述，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教师、教材和活动，都依附于官方，听从于官方。而私学则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现象，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唯有这样，教育才能与政治活动分离，才能专业化。尽管到了战国后期，官学渐起，私学衰落。及至秦国统一天下，废除私学。但由于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所以到了汉代又有所恢复。在封建社会，私塾、村学以及宋代的书院制度，都具有私学性质，仅仅形式不同而已。
　　私学在春秋时期的独立现象，确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讲授的内容也不加以干预。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而王骀相传是讲老子道学，同样能够自立门户，各传衣钵。不仅如此，聚徒讲学还可以随师而迁，停停办办，各听自由。孔子在鲁国办学，第一次开办，只讲了几年便停办了，他到了齐国。两年后，从齐国回来，第二次开办，讲了十几年，又去了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十几国周游，到了那些国家，带着弟子，不停讲学。随后，又回鲁国，第三次开办私学，依然无阻。孔子三次办学，鲁国国君自昭公、定公而至哀公，都没有进行过刁难。显然，春秋时学校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至于教师的身份，西周学校的教师，都是由现任官员兼职，担任什么官职，就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规定严格。而私学教师，没有什么兼职之说。孔子第一次担任教师时，无官职，无爵位，也无封禄。第二次办学时，开始也不是一位官员，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已经51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提升为司空。鲁定公十年，又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并列的司寇。仅3年时间，孔子的官运不通，就匆匆弃官离开鲁国。在他当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带徒讲学。这种高官兼教，如同学术辅导一样，成为私学的一种特别形式。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虽然鲁哀公曾向他问政，却没有器用他。他继续聚徒讲学。孔子曾经在鲁国担任过高级官吏，现在重新办学，也没有人去非议他。这都足以说明，私人办学在当时确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已成为自由选择的职业，要想办学就办学，要停办就停办。政府不负担经费，不提供设备，只要能招收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办私学。
　　其次，私学既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中一切事务，包括教学活动在内，都由私学的主持者负责，不受国家限制，不受国家审查。
　　周代官学的教学内容，规定得很为具体。而且，国学和乡学各有一套教材，其程度深浅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一样。由国家安排了具体的考查内容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政府官员还对犯了错误不服管教的学生，负有再教育的责任。最后，对国学和乡学的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官职。私学没有这些情况，统由教师自己料理。
　　私学的教学内容，随教师本人的学识而定，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安排学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孔子的教学内容强调四教（文、行、忠、信），教学科目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材选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上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培养技能技巧等三个方面。其中传授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比重较多，这同孔子说过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教学虽然也十分注意传统文化，曾经行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由于他认为孔子讲的礼，太烦琐不切实际，因此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他自己创立的学说，即兼爱、尚同、非攻等。
　　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孔子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墨子则以培养兼士（人人平等相爱，爱人若爱己者）为目的。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目标提出过什么意见和干预。
　　第三，改变了西周官学中师生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师生关系，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讲的话就如同命令一样。而在私学中，学生承担了全部学习费用并自愿而来。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业不感兴趣，便可以自由离去，甚至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去学习。因此，师生之间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尽自己的努力，诲人不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而学生则是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正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的，事师之犹事父也。像在家庭中对待父辈那样亲切、尊重、融洽。孔子死后葬在鲁城，他的弟子都为其服丧三年。据《礼记》载，服丧三年应算是服长孝。
　　孔子的弟子不论在孔子生前或死后，确实是以父辈敬之。学生们服丧三年后，相互道别，同窗之情难舍，不免还哭泣一阵。子贡不舍离开恩师庐墓，又坚持守墓三年，师生之情更胜过父子了。
　　春秋时期学校师生关系的转变，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教育变革的初期，对改变西周学校教育的传统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师生关系的转变，不以上下级服从为前提，也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也正是在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情况之下，体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决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应该包含师生之间感情关系的转变和教师责任感的提高。有些时候，优秀教师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其他教师总是学其形式而领会不到要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只看成是技术创造，而没有探其实质，因此往往得其皮毛而不及精髓。
　　改变奴隶制学校教育中隶属状态的师生关系，使之成为平等相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孔子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后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首先是因为在师生关系上，他是一个突出的模范。在春秋时期，教师和学生能够展开平等的辩论，而且教师能够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改变自己的初衷。孔子曾经三次平等对待子路提出的不同意见，这在官学时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孔子私学之所以越办名气越大，学生越多，是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分不开的。孔夫子与学生间辨难析疑，从善如流，留下了不少对后人很有启迪的佳话。
　　还是在子路到孔子私学读书不久，有一天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来请孔子，孔子准备到公山弗扰那儿去了。子路知道了，向老师提出意见，并且不高兴地说：难道老师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偏要允承公山弗扰，到他那儿去呢？原来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图谋反叛，孔子到了那里，便是与叛者合谋。孔子听了，解释道：公山弗扰派人来找我，自然不会白白把我请去的。我的主张是：如果有人肯用我，我就在那地方宣扬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使它恢复广大。在《论语·阳货》提到这件事，但没有记载孔子是否去了费邑。从孔子回答的语气来看，他可能采纳了子路的意见。
　　孔子在卫国时，曾接受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召见。南子在卫国，因有不检点的行为，名声不好。开始，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是辞谢的。后来，经不住她一次次派人来催促，不得已进到宫中去见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坐在细葛布编织的幔帷中，孔子进门以后，便向着北面稽首，而南子在帷中一再回礼。南子回礼的时候，身上佩戴的玉器玎玲作响。孔子对南子说：我一直没有来见你，现在以礼答之。这件事，子路也表示很不高兴。孔子知道以后，急着发誓说：假使我做得不对的话，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他没有反驳子路，只是向学生表白了自己。
　　孔子曾到过晋国。晋大夫赵简子（即赵鞅）为支持公室，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当赵简子攻打范氏家臣佛肸担任邑宰的中牟地方时，佛肸派人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想去。子路知道后对孔夫子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曾听老师不止一次的讲过：君子是坚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明明是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到那儿去，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对自己讲过的话是承认的。他说：对呀，我有过这样的话。随即又解释说：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使劲磨它也不会磨薄。最白的东西，也不容易染黑。我又不是匏瓜，难道只能长期挂在墙上而不给人吃吗？言下之意是说，总不能放过出仕食禄的机会呀！老师在学生面前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与学生处在平等的立场。
　　另有一次，孔子在郑国时候，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到处寻找老师，一位郑国人告诉他说，在东外门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好像丧家之狗一样。子贡到东门外找到老师以后，告诉了孔子刚刚听到的话。孔子听了一点都不恼怒，反而欣然笑道：说我像丧家之狗，太像了，太像了！这种情况，一是说明了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在老师面前说话比较随便，不拘形式，不必忌讳。二是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爱精神。因此，孔子凡是遇到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有学生跟随老师，和老师一起共同患难。
　　从私学独立于官府并不受官府牵制，私学教师自由安排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和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第二阶段，私学的兴起与时代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三、私学学派增多，官学开始恢复
　　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并且各自正式成为诸侯，这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的标志。此时，周天子不仅已完全失去了共王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依靠着大国的保护，苟延残喘的小国。战国初期，在春秋大国争霸兼并的基础上，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各国都力图革新。因而一方面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另方面也对于西周文化传统进行了更猛烈地冲击，从而使战国时期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顾炎武曾概括地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称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尊严祭礼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卷十三）这种变化，完全消除了周代的奴隶制影响，逐渐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变化，也使思想意识形态步入了新的领域，即创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开始受到从分裂趋向统一的政治影响。
　　（一）各国教育政策，开始重视法治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从西周教育的以祀与戎为中心转变成以治与戎为中心。但所谓治，仍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某些周礼。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或暂时还不能与新的客观形势相适应。因此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还不免借用一些周礼作为手段。齐桓公称霸，能够九合诸侯，是因为他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否则便对各国诸侯失去号召力。但到了战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周王室的威信和影响丧失殆尽，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他们对礼治也产生了反感，完全解脱周礼的束缚，采取更加接近现实的法治。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始了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已进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例如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了新的土地法等。也制定了某些法律，如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郑国大夫邓析又作《竹刑》，补充原来所铸刑书的不足。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成刑鼎。
　　公元前501年，郑相驷歂借故杀掉邓析，可是却依旧使用他所著的《竹刑》。
　　这些新制度和法律的制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导，标志着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在各国执行的教育政策中，也以法治和尚武相结合，教育人民守法和加强武备。
　　战国初期，魏国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很懂得崇法尚武之教。他为魏文侯在上地守卫时，想法教导人们掌握精良的射箭技术，他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如果民间有人对某事产生怀疑，而要打官司的，就命他射箭。只要一箭射中靶心，便算打赢官司。射不中的，便算败诉。这道命令发布后，上地人个个都争着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后来魏国同秦兵作战，大败秦兵，全靠了上地人民的高超的射箭本领（《韩非子·内储上》）。李悝著有《法经》，收集了各国的刑典，强调使用法律手段来富国强兵。他还建议魏文侯废除残余的世袭禄位制度，剥夺那些才疏无能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的原则，尽量把禄位赐给为封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说苑·政理》）。魏文侯继李悝之后，又以军事家吴起为将，并任命他为西河郡守。有次，吴起同魏臣商子谈话说：治理国家，最要紧的是教导人民顺服，改变不良的习俗。训练士兵，就是教导他们乐死若生，要能够做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战鼓敲响，三军之士勇往前冲，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吴起的军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魏将公叔痤打败韩、赵联军，魏惠王要以田百万赏给公叔痤。公叔痤曾说，这次打仗，士兵们只要不倒下，个个勇往直前。不管敌人兵力多么强大，士兵们硬是不屈服。这些都是吴起教导出来的好战士，是吴起的教导有方！魏国正是由于贯彻了以法为教和以武为教的教育政策而富强起来。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又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以吴起为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守，不久又升任令尹。他帮助楚国改革内政，提出明法审令，采取与魏国同样处理旧贵族的办法，废去徒负虚名的公族旧宦，并大力主张抚养战斗之士，重在强兵，还教育人民守法等，因此楚国国势日臻强盛。
　　春秋晚期，赵国赵简子曾进行一些变法，注意改革田制、军制和政府机构。到赵烈侯时，重视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从而使国家有了起色。及至赵武灵王时为了加强对夷狄的作战力量，对军队又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建立胡服骑射的部队装备。赵武灵王的改革很坚决，聘周绍为太子傅，同时要求周绍教育太子，也得身穿胡服，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若于学（《战国策·赵策》）。义，就是要求周绍根据赵武灵王的崇法尚武政策教育太子，不要使他沉溺在先王的诗书之中而忘掉了习武。一些宗室贵戚对赵武灵王的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他说装备好坏，在于是不是使用方便。而礼制好坏，在于行使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兵器使用起来很不顺手，这样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改进？实施的教育对国家管理秩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改变它的内容和方式？赵武灵王认为，坚守陈旧的东西，总是仁义道德那老一套，决不能使夷狄顺归赵国。因此，他明确指出：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不能用旧日教条来束缚人民，应该从当前的新形势出发，教育并引导人民坚持改革。
　　公元前386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姜姓齐国的国君。到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1年）时，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治。邹忌建议齐王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而不要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蒙蔽。他要齐王广开言路，使大家都敢说真话，法治也就能够顺利推行。与此同时，齐国还推行尚武。经大将田忌的推荐，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田忌推荐孙膑，是他看到了孙膑的才干。当孙膑还在魏国时，由于庞涓妒嫉他，陷害他受了膑刑。他逃回齐国后，齐将田忌以宾客相待。但由于孙膑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才能，所以田忌没有立即向齐王推荐。有一次田忌和齐国的宗族公子跑马赛射，孙膑发现参赛的马匹力量速度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他向田忌说，这回同他们比赛，我保证你能够取胜。田忌非常相信孙膑的话，要同齐王和诸公子赌千金。到了比赛那天，孙膑向田忌献策说：请用你的下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上等马匹，用你的上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中等马匹，再用你的中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下等马匹。三次赛毕，田忌一次失败两次得胜，结果千金归田忌所得。比赛过后，田忌看出了孙膑的神谋策算，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孙膑整军经武，著有《兵法》一书。但此书失传已经1700多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竹简《孙膑兵法》。该书共有竹简240多枚，字数在6000以上。孙膑在书中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西。即有了功劳当天就赏，有了过失当时就罚。孙膑还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在他的兵书中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强调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不然的话，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如果人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数数算筹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财富雄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量一量粮食的多少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胜负也就太容易知道了。光靠兵多、粮足和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关键是重视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因此，孙膑的治军理论与培养人才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对齐国的教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法和习武结合的教育政策在战国七雄中，以秦国推行得最为彻底。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被文化先进的东方六国看做是戎狄之邦。公元前316年，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下令征召贤能之士。

　　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应募从魏入秦。起初，他想用孔子的儒术说服秦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继而他改为鼓吹法家学说，孝公便采纳了。他变更旧法创立新法，因仕秦有功，被封于商，号商鞅。商鞅强调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提倡以法为教。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商君书·定分》）就是说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代，必须有老师讲授，才能了解书中的意思。假使没有老师传授，而是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去议论，恐怕到死也不能知道书中的内容和道理。所以圣人为了贯彻制定的法令，必须设置相应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教育大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怎样守法，即所谓名分。名分确定下来，即使是十分奸诈的人也会变得忠实，很厉害的强盗也会老实起来。从而每个人都能懂得安分守己。这样，也就达到法治的目的。自此以后，秦国实行法治，大力推行以吏为师。不过这时已接近战国晚期，全国统一的形势已非常明朗。虽然秦国实行法治对统一中国起到了保证作用，但私学在秦国已无法存在了。
　　

战国时期，各国对公卿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推测，各国还是有专门的官师负责管理教育的，很可能如楚国的公族大夫那样。至于宫廷中的私家教育，仍如春秋时期一样，各国国君都为太子聘请师傅，这有不少史料记载。
　　秦孝公聘请公子虔为太子嬴驷（即秦惠王）傅，公孙贾为太子师。有次，他们唆使太子犯了商鞅新定的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不可以施刑。但他所以触犯了律法，是同教育他的师傅教育不当有关，其师傅罪应所得。于是，便由太子傅公子虔和师公孙贾替太子受刑。这和春秋时期，因太子或公子的祸事而牵连到宫廷教师，大同小异。
　　楚襄王（横）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做为人质留在齐国。楚怀王死，太子横向齐王辞别回国奔丧。但齐王刁难，要求楚国把东边五百里地割给齐国，才能放回太子。如果不愿割地，太子就不得回楚。太子横说：这件事我得去请教老师慎子。太子横的傅慎子说：我们献地，正是为了赎身。你舍不得土地而不去奔丧，这是不对的。结果，被迫答应了齐王提出的要求后，太子横才回到楚国。在战国时代，到别国去作人质的太子，还要随身带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应该指出，秦太子嬴驷的二位师傅，唆使学生反对商鞅，干预政治。而楚太子横的老师，为学生定主意献地回国等，都超出了为师范围。
　　其他各国，如赵武灵王曾为太子赵何（即楚惠文王）请周绍为傅，燕国最后一任国君燕王喜，也曾为太子丹请鞠武为傅。
　　傅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很高，受到国君和太子的尊敬。战国初年，魏武侯子击（在位年代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尚为太子的时候，有次偶在朝歌路上遇见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马上把所乘的车辆避到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行礼问候，但田子方却并不回礼。子击见田子方这种傲慢态度，故意问道：如今，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田子方回答得很为深刻，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请你想一想，诸侯们如果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们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家业。贫贱的人则不一样。如果他们的举止不合富贵者心意，他们讲的话富贵者听不进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楚国、越国去，走得远远的，这好像脱掉鞋子那样方便。为什么一定要使人家和自己取得一致呢？太子击知道田子方这番话意有所指，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赶紧走开。父亲的师傅是不能得罪的。
　　战国时期，国君为太子聘请师傅的这种宫廷中的私家之教，一直保持到战国末年。秦国也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的宫官制度，为太子延聘师傅。这种宫廷中的私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更确定为一种制度，为太子教者也有了一定官称。《通典》卷三十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为太傅、少傅）。逮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承秦制，也在宫中设立二傅制度，确立太子官，首位就是太傅和少傅。
　　到了汉初，宫中就专为皇太子设太傅施教了。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汉代太傅秩次为真二千石（《汉书·百官表》作二千石），礼如师。《汉书》中有关太子太傅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肖望之为太子刘奭的太子太傅，他给刘奭讲授《论语》、《礼服》等课程。
　　汉代对二傅也是十分尊敬的。《通典》卷30说：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
　　（二）私学盛行，尚贤之风也盛行
　　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办私学的大师。随后，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私学的盛行和学派的林立，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有极大关系。
　　首先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春秋时期各霸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成其霸业，对战国时的各国国君有很大影响。齐桓公善于用士，得管仲而振兴。晋文公在外流亡19年，依靠随他历尽险阻艰难的赵衰、狐偃，创建霸业。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发展农业灌溉，加强战备，成为继晋而起的霸主。秦穆公器用百里奚而争霸中原。百里奚少年时生活贫困，只得到齐国乞食，并替人家养牛谋生。后来，他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到晋，又作为陪嫁的媵臣，押送秦国。中途百里奚乘机逃走，却被楚国扣押。秦穆公深知百里奚的才能，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把他赎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羖大夫。秦穆公就是在他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的。越王勾践得出身卑贱的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养君子六千人（君子，即齐所谓士），锐意灭吴雪耻。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孙叔敖

历史的实例，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论出身低微，地位卑下，都有希望被破格任命，进入仕途，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能。春秋五霸的事迹，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
　　魏文侯是尚贤之风的首创者。战国初期，魏国是一个较为先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最早，但魏国地处中原，成为列国相争的中心地带。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魏国对内必须实行改革，开发地力，广收贤才，加强国家治理；对外必须利用矛盾，争取与国，以巩固立国阵地。在这种形势下，魏文侯在当政的50年（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中，使用了一批勇于改革的人士，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重大改革。他任用李悝为相，一方面严格执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的原则；另方面又认真对待犯罪的人，采取罪必当的措施。李悝还把各国的刑典汇集起来，著有《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李悝是子夏的门生，正是在他老师变古、改革的思想启迪下，制订出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部《法经》。魏文侯还器用翟璜、翟角、魏成子、西门豹、吴起、北门可、屈侯驸、乐羊子、魏挚等。其中吴起为西河郡守，乐羊子为将领，西门豹为邺令，而翟角是魏国策士，曾主谋伐中山，开拓疆土。这些人都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足证魏文侯的善于用士。魏成子向文侯推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并以礼待段干木。说明魏文侯又善于养士。魏国兴起的用士养士之风，对私学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学者段干木等，都是子夏的弟子，成为西河学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魏文侯用士养士的政策，招揽了大批有识人士，从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并对各国的统治者以极大的影响，因而也相继效法魏国。战国中期以后，最着力招贤揽士的是秦孝公和燕昭王。
　　秦孝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62年-338年）深感中原诸侯瞧不起秦国，继而大力征召贤能之士，特别善用别国来秦之士，所谓客卿，与之谋国以开霸业。秦国先后器用的客卿有商鞅、张仪、魏冉等。此外，著名的别国来士如范睢是魏国人，楼缓是赵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春秋中晚期在诸侯各国的争霸角逐中，中原大地已出现了楚材晋用、晋材吴用、晋材秦用等人才交流的现象。不过，这些人才的交流，还以贵族阶层人物为主。但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才交流中，大批布衣庶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国广招的贤士，多数就不是来自贵族阶层。
　　燕国昭王曾为争夺王位，受到齐国干涉，被迫流亡在韩。后由赵武灵王召立为燕王，发兵护送他回国。昭王即位（在位年代公元前312年-前279年），立志要报受齐凌辱之耻，他屈身崇礼以招贤者。为了吸引天下有才之士，他首先从礼遇本国大臣郭隗做起。昭王认为，帝王的臣子，应该如同师友，魏文侯已做出了先例，燕国也应以礼遇厚待贤臣，连郭隗这样不是第一流学者的人，燕国都给以礼贤的厚待，别国的名士就一定会更乐于到燕国来。于是，他特地为郭隗筑台建宫，尊为老师。昭王的这一招揽天下贤士政策，果然收到很好效果。一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溱燕。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裔，长于兵术。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
　　剧辛原居赵国，是武士。这些各有专长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燕国。
　　由于各国招贤纳士，使士的地位日益提高，身价倍增，甚至士人敢与国君分庭抗礼，而统治者也奈何他不得。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慕颜斶（chù音触）其名，有次亲自召见他。当颜斶与宣王见面时，宣王不太客气地直呼其名说：斶，你走到跟前来！颜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宣王，你走到我的跟前来！宣王当然很不高兴。左右侍臣们忙向颜斶提意见说：宣王是君主，你颜斶是臣子。你这样同君王说话，是不好的。颜斶一点都不让步，回答说：我要到宣王跟前就是表示慕势，而宣王到我跟前就是表示趋士。与其要我去巴结权势，不如宣王来尊重士人。宣王听了，变了脸色说：是作君王的高贵呢？还是士人高贵？颜斶说：自然是士人高贵，君王不高贵。宣王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有事实说明。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军队过鲁国时，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墓地50步周围砍柴的，死不赦。’另一道是：‘有人得到齐王脑袋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柳下季不过是一位名士而已，他职低位卑，而贤能称著，受到世人尊敬。齐王虽显赫，但他的脑袋，为什么不如柳下季坟边树木那样尊贵呢？宣王一声不吭，窝着一肚子火。左右侍臣不但没有能说服颜斶，反被他所说服了。最后，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君子是不可侮辱的，并且愿意成为颜斶的弟子。宣王还说：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但颜斶没有接受齐宣王的优厚待遇，回答说，……我是尽忠直言的人，现在，宣王也已通圣明之事，我希望能安步当车回到自己家乡。宣王之所以尊重颜斶，目的还在于使颜斶能为宣王所用。颜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谈士贵而王不贵，宣王不加严斥，反而愿执弟子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士之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大大超过了前期。
　　不但公室，而且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都竞相用士养士。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成为著名的广揽士人的国君。至于私门，战国中期有些封君，为了自立门户，更是招揽天下士人。最著名的便是所谓四大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
　　齐国的孟尝君名田文，他是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田文为了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客无所择，一律优待。所以他的食客达数千人，人人都觉得孟尝君跟自己十分亲近。
　　赵国的平原君名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宾客，客至数千人。著名的典故毛遂自荐的毛遂，就是平原君的座上客。
　　魏国的信陵君名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他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由于魏国信陵君多客，人又贤明，所以有十多年之久别国诸侯不敢轻易侵犯魏国。
　　信陵君求士之诚，恐怕当时任何人都比不过他。有次，他听说有位叫侯嬴的隐士，已70岁了，虽家贫，但有才华，做过夷门的守门小官吏。他便亲自去请，还送给侯生厚礼。侯生不肯接受，说：我已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能因为守门小吏贫困而接受公子钱财。信陵君决定大设宴席，聚会宾客以迎接侯嬴。设宴那天，宾客们到齐以后，信陵君却赶着车子，空出车厢内左边的坐位，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侯生也不客气，拿着破旧的衣冠就上了车，大摇大摆也坐在左边，打算看看公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只见信陵君亲自拉着鞭绳，态度非常恭敬诚笃。侯生向公子提出：我有客人在市街上，能不能把马车到那里转一转。信陵君便把车子驾到市街。侯生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便下了车，一面故意同朱亥交谈长久，一边偷偷观察着公子。市街上的人都看到信陵君拿着鞭绳站立车旁，和颜悦色地等候，一点也不显得烦躁。可是，这时魏国的宗室将相都已聚集在公子家中，正等着信陵君回家入席哩。跟着信陵君的侍从都很着急，暗暗地咒骂侯生耽误了大事。侯生见到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才谢客上车。车到了家门，信陵君一直把侯生领到上座，还向所有宾客介绍侯生，宾客们都为侯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惊讶不止。席间，信陵君站起身来，亲自为侯生斟酒。直到这时候，侯生才说：今天我也太难为你了。我不过是个守关门的人，而公子能亲自为我驾车，亲自迎我到众人广坐之中，实在是对我过于荣宠了，而公子却要这样做。原来我想以公子名望来炫耀我自己，所以故意要公子在市街上过久逗留，街上的人都瞧着公子。而公子愈是恭敬，市街上的人就愈把我当做小人看待，也就更敬佩公子有长者风度和能够礼贤下士了！侯生接受了信陵君的迎请，成为上客。公元前257年，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就是侯生出的主意。
　　楚国的春申君名黄歇，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后改封江东，以故城吴墟（今江苏苏州市）为都邑。春申君也是著名的爱士者，有门客三千多人。有次，赵国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此人头上插着瑇瑁簪，所佩刀剑的鞘都用珠玉装饰，原想在楚人面前显示财富。
　　但是，春申君的上客都穿着宝珠装饰的鞋子与赵使相见，使赵国使者见了自惭形愧。他自以为珍贵的簪、鞘，却远远比不上春申君上客脚下的宝珠。可见士们享受的待遇极厚，奢侈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并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是一种求得人才的手段。然而，在实践中，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君懂得：尚贤不仅能表现自己的礼让风度，而且在尊贤礼士的同时，也使自己提高了声望和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而那些不知尚贤，甚至对士人流露卑视的君主公卿，不但留不住士人，反而被社会舆论瞧不起。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提倡尚贤，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使贤者能者，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大家仰慕之人。因此，尚贤不仅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又为贤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春秋时期，像曹刿、管仲等人由布衣而为卿相，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而在战国时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事例，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相见，虞卿戴着长柄笠，穿着草鞋。赵王赐给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相见，就拜虞卿为上卿。（《史记·虞卿列传》）
　　从师现象起于春秋，而高潮的掀起则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于是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奔赴贤者能者门下，投师学艺。在尚贤之风的带动下，进一步掀起了从师之热。儒、墨、道、名、法诸家都兴办私学，而且都有一批学生随着老师游说讲学，所造声势和影响很大，其中以孟子较为典型。他到各国讲学，车辆从者很多。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彭更对老师说：老师后面跟随几十辆车子，随从的人也有几百。这一大帮人从这个诸侯国游食到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孟子回答说：如果不符合正道，就连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要是符合正道，就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一样，也不算过分。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孟子听了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事实上，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也往往自动给这些人提供资助。如孟子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质量好，价值高的金子）一百镒。他离开宋国，宋公送金子七十镒。离开薛国，薛侯送给他金子五十镒。可见各国对流动讲学是很欢迎的。尽管有的学者派头不大，师徒仅数人，但所到之国照样招待。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带着门徒数十人，穿着粗麻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当他们来到滕国后，滕文公以礼相待，还给他们安排住处。
　　从师之热的高潮，表现在庶人工商及其子弟的到处投师游学。孔子门生中的子贡，就是一位经商能手，这仅是开其端。公元前493年，晋国赵鞅与郑国交战。赵鞅在前线誓师，说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其中的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周代奴隶主贵族强迫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民不迁，农不移。而春秋初期，齐国管仲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不能摆脱对工商迁其地变其业的限制。现在，凡是立功的工商者，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为士。一旦取得士的身份，就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便有希望进入仕途。工商者既跻身于士的行列，自然更要积极获取官职，以进一步改善其较为卑贱的身份。因此，这些人对投师游学感到极大兴趣。
　　赵襄子（在位年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25年）时，任登为中牟令。任登有一次告诉襄子说：中牟有两位叫中章和胥己的名士，他们颇有修养，学识广博，您完全可以器用他们。襄子说：你既然见到了，我就打算任命他们为中大夫。旁边的高级官员提出意见，认为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中章和胥己两人，没有一点功劳却被任命较高职位，恐怕不太妥当。
　　何况国君还没有见到其人，仅仅是听说而已。襄子说：我器用任登是自己亲耳听亲眼见的，任登推举贤者也是他亲耳听亲眼见的。难道耳听眼见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吗？于是，任登一日之内荐举了两位中大夫，并且给了他们田宅。一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两位普通的士人，一日间升为中大夫，自然给中牟之人以极大震动。大家都不愿再种耕，卖掉宅圃而从师学习。这种从师热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盛行。
　　由于统治阶级提倡尚贤和士人的纷纷从师，使私学更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己任。也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施政主张并不一致，所以私学就得讲述不同的政治见解，传授相应的为政之道，以适应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战国初期，不同政治观点的讲述，形成不同学派，逐步为百家争鸣打下了基础。到了战国中期，学术争鸣便繁荣起来。
　　如果说，春秋初、中期，私学兴起的早期阶段是由一些丧失官职或地位不高的士人从事知识技能传授，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尚没意识到要通过讲学来创造新说，并建立自己的新学派。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便大有改变。他们一方面讲学与游说结合，只要游说的内容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有受命为执政大臣的希望。那时，稍有名声的学者，几乎人人都在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另方面，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国间的战争和兼并日益加剧，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能吸引弟子了。也就是说，私学盛行之时，不能只进行教学和传授知识，而且还必须以传播新思想观点来吸引学生。不少弟子仰慕老师的学识，往往同老师的学术流派很有关系。
　　因此，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聚徒讲学更多地采取流动形式。一帮师徒东游西转，他们或言仁治，或言法治，或言合纵，或言连横，或言兼爱，或言术势，在七国之间既讲学又游说，并且努力树立自己的学派，旗帜鲜明。在游说过程中，也不断吸取新来投师的生徒。
　　农家许行，楚国人，晚年到滕国游说，曾向滕文公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这时宋国学者陈相听说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步行到滕国，拜许行为师。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他弃儒学农，曾受到孟子的非议。孟子对他说：陈良在楚国生长，爱好周公和孔子之道，并曾到北方中原地区学习过。当时，北方的学者，没有超过他的，他真算得一个豪杰之士了。而你们兄弟俩（指陈相、陈辛）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这是往不好的方面变呀！孟子的话反映了当时各派学说之间竞争很剧烈。学者以自己所创的新说拉拢吸引弟子，而从师者则随着自己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可转变观念而改换老师。
　　战国时期的私学形式，基本上还是聚徒讲学，但流动讲学要比春秋时期频繁。这是因为各国诸侯都需要采纳对自己国家最有效的治国策略，欢迎并倾听不同学派的为政之道。遇到来讲学游说之士，一般各国都不加拒绝；即使话不投机，也都以礼相待。梁惠王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政论，但他还是奉孟子为座上客，以保持他礼贤孟子的名望。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所以孟子的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
　　战国时期私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派别增多，讲学内容各异，因而各立私学，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这也和各诸侯国的尚贤和从师之热有着一定的关系。尚贤与从师，都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不限于个人爱好，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最初只有儒、墨两门显学。后来又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略去小说家）之说。这些不同的学派，其救时之弊各有特色，正如《尸子·广泽》所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而《吕氏春秋·不二》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家殊业，兼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各家都着力于治，其争鸣的内容在于如何治国，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各国国君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执政的得失，博采各家的政见供自己选择。因此，他们对待各家各派兼而礼之。形势的发展使各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百家争鸣，虽然阐明了大义，但真正管理好国家，还得靠教育来培养人才。
　　战国初期，魏文侯就有意识地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孔子的门生子夏到魏国讲学，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受到魏文侯的重视，并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在魏文侯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夏创立了西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是不图虚名，讲究实际，志在改革，并主张经世致用等，完全体现了魏国统治者对私学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第三阶段，私学盛行是最大特点。不过，这个阶段的私学与前一阶段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讲学内容，各派政论不同，论述各异，但是都注重联系实际。一些空泛论议，无助于改革的学说，自行消失。一家一派的学说，其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修正，才得以继续存在。战国以后，私学教学十分重视实际需要。子夏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而他的一些观点则显然与孔子不同。孔子论《乐》，认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子夏论《乐》，则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治国大道。他与魏文侯论《乐》时，提醒他要加强武备，准备打仗。随着形势的改变，子夏讲学内容也在改变，这对他的门生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起着良好作用的。荀子则根据各国普遍重视法治教育，提出了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并且写出《议兵》篇，总结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用兵的要术。儒家思想中融进了兵家和法家的观点，说明这时讲学已不能固守一家之言，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与政治变革，特别是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生存。
　　第二，招收生徒，仍不限出身，而且更加放宽。段木干是子夏的高足，但他是晋国之大驵也。驵即是侩，他是一个大商人。索卢参，是子夏门生禽滑厘的学生。他被称为东方之巨狡也，原来是一个大骗子。这种来者不拒广收门徒的做法，几乎成了私学招生的传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个特点。秦汉以后，官学建立，入学子弟逐渐又有了严格限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列为刑戮死辱之人，诸如大盗、大驵、暴者、巨狡等，就根本不可能再踏进校门了。
　　第三，战国初期以后，虽然私学盛行，但是往往把讲学与游说同时进行，流动性较大。而各国统治者却对办学的相对稳定感兴趣。子夏到魏国，迁居西河聚徒讲学。他针对魏国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的见解并不拘守于孔子的学说，深为执政者重视。他又将西河做为讲学的固定场所，不再外出游说，更受文侯欢迎。讲学地点的固定，便于各方人士投师；较固定的私学发展，也便于向所设国的当政者输送人才。《吕氏春秋·当染篇》记田子方学于子贡，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但他们又先后相集于西河，受业于子夏，并且都有所成就，被推举给魏文侯。
　　第四，教者与官府关系逐渐密切。战国以后，教者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魏文侯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利用私学并按照自己意图培养人才，可以组成一股不小的潜在势力。因此他尊贤礼士，支持学派，并因势利导，尊师子夏。这样，子夏的倾向性就非常明确，西河私学也成为直接服务于魏国政治的学校了。这种私学与官府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学官的设立，官学开始恢复。
　　在教育大变革的第三阶段，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从师者也不必终奉一师，出现了复杂的师承关系。如法家、兵家、墨家各派人物，都曾到西河来求学。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活跃了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开拓者，往往通过开办私学建立自己的学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私学也就成为培植某一学派势力的重要场所。
　　四、私学衰落，官学确立
　　战国中期盛行的私学，到了战国晚期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少中小国家陆续灭亡，士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说讲学受到很大限制，因而私学逐渐衰落。教育变革的第四阶段，有关官学复起的史料，记载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便是齐国国都临淄所办的一座著名的官学：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有两大特点：一是创办的时间最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办到晚期，直到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学宫才告结束。二是这座官学是建立在私学的基础上。
　　战国初期，魏文侯接受子夏的意见，创立西河学派，聚徒讲学。子夏迁居西河后，一直没有移动。这种较为稳定的由官府支持的私家办学形式，给各国采取新的办学形式以启发。魏文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并把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相结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西河学派出来的人，如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从魏入秦，先后都被楚、秦两国国君重用，也都为两国做出重大贡献。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正际七国争雄，政治上变法改革兴起，学术上百家争鸣渐入高潮之时。但齐国并没有如魏国那样，只支持子夏一派，而是对当时来稷下讲学的各学派兼容并包。稷下学宫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堂，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夏

齐国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先后经历桓公（田午）、威王、宣王、涽王、襄王、王建等六代，历时约150年左右，中间曾因战事被迫停办数年。
　　大体上可将稷下学宫的兴衰分为下述三个阶段：公元前374年-前320年，桓公、威王时期，为初创期。
　　公元前319年-前284年，宣王、湣王时期，为兴盛期。
　　公元前283年-前221年，襄王、王建时期，为衰落期。
　　第一阶段，稷下学宫的初创期。
　　学宫的确切创建年代，因缺乏史料，已无法考定。有关稷下学宫的初期活动情况，也未见具体记载。但汉代学者有两条记载，可供我们据以研究。
　　

稷下学宫

东汉末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齐桓公（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75年-前359年）死时，孟子15岁，也许就在公元前359年，曾游于齐。现在有人认为15岁外出游学不可能，对孟子在齐桓公时游学齐国表示怀疑。但有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孙卿（即荀况）有秀才，年15，始来游学。既然荀子15岁已到稷下游学，那么徐干所记孟子之事，或有根据。也有人对齐桓公创办学宫之事产生怀疑，但不知其所据史料。
　　桓公之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已有稷下先生。稷下先生是稷下学宫内教者的一种特别称呼。西汉刘向《新序·杂事》里记述了一段故事说，齐威王立志改革，求贤心切。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分析琴音调而天下治的道理。威王听了很高兴，三月后就任邹忌为相。这时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却大不以为然。淳于髡等一帮72人都看不起邹忌，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故意要难倒邹忌。一天，大家相约一同去见邹忌，他们态度很傲慢，邹忌态度却非常谦卑。
　　淳于髡说：一件白色的狐毛皮衣，补上一块坏的羊皮，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不敢把坏人混到好人中间。淳于髡说：方座之内要放进圆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在办理公务的地方，不敢招待宾客。淳于髡等人又问：有三个人共同放牧一只羊，羊不能很好吃草，人也不得休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减少多余的官员，不让他们去麻烦老百姓。淳于髡出的三个怪题，邹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那些原来想上门诘难邹忌的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临走的时候，邹忌反而占了上风，淳于髡等人却显得谦卑辞屈。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有淳于髡与邹忌（驺忌子）的一段与上述相类似的对话，但没有刘向所述详细。这完全可以说明，至迟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建立。因为稷下先生的称呼，只有在建立了稷下学宫以后并聘请了讲学的教师，才可能有此专称的。
　　稷下先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敢于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思路敏捷，善于言词。他在治学上，则仰慕管仲，师承晏婴，兼隆礼法。齐威王即位初期，不理政务，好长夜饮，把国家管理大事委托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百官荒乱，诸侯并侵，齐国危亡，在于旦夕。可是，朝内左右没有人敢向威王提意见。
　　淳于髡挺身而出，向威王提出一个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问题：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王宫的庭院内。整整三年，这只大鸟不飞也不鸣。请问威王，这只大鸟在干什么？威王想了想，理解了淳于髡的用意，便说：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后，齐威王振作起来亲自主持政事，赏罚分明。对敢来侵犯的诸侯，奋兵出击，国势转为强盛，此后齐称雄36年。但是威王积习难改，又犯了长夜饮的老毛病。有次，还特地在后宫置酒，召见淳于髡，并赏他酒喝。威王问他：先生能喝多少的酒，才算醉倒？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下一斗也能醉，喝下一石也能醉。威王听了，很不理解，请淳于髡讲明理由。于是，淳于髡层层进说，最后归纳道：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乐极生悲。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决不要做过头。事情做过头了，必定会产生不幸。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威王再一次受到启发，才完全改掉了他的这一积习。
　　可见，在学宫初创时期，稷下先生对朝廷的政务就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第二阶段，稷下学宫的兴盛期。
　　齐威王晚年，齐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特别是将相之间矛盾尖锐，邹忌与田忌发生分裂，竟然发展到田忌领兵袭击临淄，要捉拿邹忌。结果没有成功，田忌便和孙膑一起逃到了楚国。邹忌也因此被免去了相国之位，而由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婴任相国。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不能不影响到稷下学宫。
　　威王之后，宣王（辟彊）即位。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继续任田婴为相，整饬吏治，加强合纵同盟，特别是齐国与魏国马陵一战，大败魏军，国势因而大振。宣王又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又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此处讲的复盛，显然是指威王时因邹忌和田忌之争，引起稷下学宫一时不景气。宣王时扭转了萧条局面而发展到创办以来的高峰。《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稷下学宫容纳的众多学者，虽然没有都任命为行政官吏，却鼓励大家参与议政，无疑成为齐王的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是齐国统治者管理国家高于别国一筹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述霸王之术的《管子·霸言篇》指出的那样：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要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有了得力之人，如虎添翼，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齐威王就非常明确地把贤士看成国家的瑰宝。他更下令：群臣吏民，能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统治者当面批评，能够得到上赏。写书面意见，能够得到中赏。即便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传到统治者的耳朵里，也能够得到下赏。命令传下后，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宣王也欢迎学者议论政事，不仅从本国招聘贤人，而且从他国招聘，也不限制学派。据文献记载，在稷下学宫兴盛期间，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貌辨、颜斶、王斗、尹文等。
　　在齐宣王在位的10多年间，稷下学宫发展到高峰，确实与他能采纳群言，广纳士人的豁达胸怀分不开的。如他对待颜斶这样的事例，在战国时期也不多见。再如他能接受王斗的批评意见，也是不容易的。前者劝王贵士，后者讥王不好士，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
　　有次，齐人王斗去见齐宣王。他开门见山道：从前先君桓公有五好，使他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宣王只保留了四好。宣王说：我是愚陋的。我守着齐国，就怕有所失误而失国，那里还保得了四好？王斗说：你讲得不对。先君爱好马，王也爱好马。先君爱好狗，王也爱好狗，先君爱好女色，王也爱好女色。只有一样，先君爱好士人，而王不爱好士人。宣王辩解说：当今世上没有士人呀！我怎么爱好呢？王斗说：世上少有的骐驎、騄耳（八骏之一）这样的好马，你的马群中已有了。世上少有的东郭逡和卢氏之狗，你养的狗中也有了。再如世上少有的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你的宫中已很多了。你仅仅是不爱好士人，并不是世上没有士人啊！宣王说：我是忧国爱民的，非常愿意士人来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王斗说：王是忧国爱民的。但是，却不如珍爱你的尺縠（一种縐纱做成的帽子）。宣王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斗说：你要找人做縐纱的帽子，不去找一些平时善于奉迎的人，而定要去找工匠，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有工艺技能。现在，王要治齐，除了左右那些奉迎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我说你的所谓爱士，真不如爱那顶縐纱的帽子呢！宣王听了王斗的这番话，很受震动。他很感谢王斗提出的意见，说：这确是我的过错，有罪于国家。于是他就下令举士5人任官，齐国从此大治。
　　齐涽王当政（在位年代公元前300年-前284年），奋三世之余威，对待各诸侯国，不由礼义而由权谋（《荀子·王霸篇》）。他南破楚，西诎秦，又攻占了韩、魏的部分土地。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而尊齐湣王为东帝，一时齐国极盛。涽王前期，稷下学宫尤为发展，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湣王拒绝纳谏，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意见，自己一意孤行。而到了后期，他更是骄横专行，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使一个强盛的齐国，弄得国力衰竭，民怨沸腾。稷下学宫的大批学者，见到齐国每况愈下的形势，深感失望，相继离去。正如西汉桓宽概括的：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盐铁论·论儒》）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乐毅率领六国（燕、赵、魏、韩、秦、楚）联军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受到破坏，学宫师徒四散逃亡，学宫停办了五、六年之久。自此，稷下学宫进入了衰落时期。
　　第三阶段，稷下学宫的衰落期。
　　燕国乐毅率大军伐齐所向披靡，齐湣王逃到莒地被杀。莒人和齐国亡臣又拥立湣王之子齐襄王（田法章）即王位，襄王在莒留居5年之久。齐将田单据守即墨孤城，一直坚持抵抗燕国，直到燕昭王死，田单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并依靠民众力量，乘敌不备，用火牛阵突击燕军，才解即墨之围。齐军乘胜前进一举收复70余城。燕国军队基本被赶出齐国后，又从莒地迎接襄王回到都城临淄。虽然齐已复国，但元气大伤，稷下学宫恢复后也大不如过去了。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很清楚，宣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田骈等都已死去了，再次从楚国回齐的荀况，已是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了。稷下学宫现出一派衰败的现象，已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原来学宫中有一大批人被授以上大夫职位，而到襄王时，名士稀少，只得勉强修列大夫之缺。惟有荀况为三祭酒（学宫之长），被列入上卿。襄王继承了尚贤的传统，广招人才。但是，他不能积极使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士人的作用。即使荀况担任学宫的主持人，但也无力回天。他这时所处的情况依然如去楚以前一样：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因此，襄王重建后的学宫，仅仅为了维持这所高等学府而已，缺乏生气，也不可能与昔日的稷下学宫同日而语了。
　　襄王死后，其子王建继位（在位年代公元前264-前221年）。因为王建年少，由他的母亲，即襄王之后（史称君王后）摄政。君王后是齐国史上第一位女主。她在辅助王建治国和王建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政策，正适应秦昭王的远交齐国，近攻三晋的策略。齐国自保，加之又不在秦国第一批打击国家的总战略目标之内，因此大约有40多年，齐国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荀况在稷下三为祭酒期间，曾到秦国考察过秦国国情。此时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国势强盛，可是齐国面对日见强大的秦国，却不是积极治理国家，以防强敌。而是处处妥协，苟且偷安，国家前途非常危险。荀况向齐相进行谏说，却因此受谗而不得不离开齐国，再度奔楚。荀况在楚国被任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晚年在此著书立说，死于兰陵。
　　荀况的离去，使有学识的稷下先生也难于久留。因此稷下学宫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学宫每况愈下，徒负虚名了。
　　

荀子

在稷下学宫的衰落期，除了荀况，著名学者还有邹衍和邹奭。他们都是齐国人，阴阳家。邹衍善辩，人称谈天衍，他曾与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名家学者公孙龙争辩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邹奭的文采很好，人称雕龙奭。但这已是凤毛麟角了。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降秦，齐国灭亡。此后，战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一座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也宣告结束了。
　　在教育变革的最后阶段，私学活动已逐渐缩小，而官学规模逐渐扩大。
　　各国执政者已不依靠私学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由公家建筑校舍，并且有了一套管理师生的办法，通过官学来扶植培养统治阶级的力量。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兼并使得统一的趋势逐渐加强。官学的恢复，正是适应了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因此，官学要秉承执政者旨意，既是制造舆论的机构，又是人才培养的场所。做为齐国官学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无不与齐国企图一统天下的大欲有关。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书中提出了统一帝国将要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些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旧制度的某些内容，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加以增设的新制度。这些主张，自然要通过官学传授给学生。因此，威王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今后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积蓄人才。
　　战国中期以后，称雄的诸侯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依靠私学来培养统一国家的治理人才，确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稷下学宫中，虽然各个学派都聚在一起，兼蓄并包，但是在全国趋向统一的形势下，以法治国要比以礼、德、仁等治国显得更有吸引力。
　　商鞅是法家的奠基者。他在与秦孝公谈论制定统一的法令时，就提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官学思想设计。秦国虽也尚贤，却没有办起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式的官学。随后，韩非又把商鞅的主张发挥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国因而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教育政策。李斯为秦始皇相国以后，进一步实行以法为教，禁止一切儒家经典流行，取消私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官学和私学教育制度在秦国都被取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教育也很发展。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里。一些高科技部门，如天文、历算，更是官职世袭，子就父学，严加控制。即使是一些手工工艺，也因为工商食官而受官府管理，不能在民间传授技艺。春秋初期，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畴人，指掌握天文历算者，因其技术、官职世代相传，所以名之，也称畴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失的官包括畴官，而学在四夷，也包括科学技术。至于官家手工工艺，随着百工四散，便流传于民间。这些情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科技教育的发展。
　　周代的科技已很发达。《周礼·冬官》虽已亡佚，但所补《考工记》记载的器物制作方法，却非常详尽。当时制作各种器物，分工很细，制作要求严格，凡使用材料、成分、尺寸、重量等，都有一定规格，不能马虎，并且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员。制作器物百工，基本上也是父传其子，世代相袭的。
　　到了春秋时期，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或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设学收徒或以师带徒，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职业学校，但是技术的传授比之周代，已很普遍了。
　　工艺传授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从《礼记·学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技术教育的特点和所进行的教学方法。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是说，凡善于修补金属器物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缝补毛皮衣服做起。善于做弓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弯曲荆条柳条编成箕筐做起。这同小马开始练习驾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必须让小马跟在车辆后边，随着车子行走，时间长了，再训练小马驾车，小马也不会惊恐了。想做学问的人，能够细细观察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下决心学习了。
　　《学记》的记述，介绍了练习手工技艺的实例，说明君子要志于学的道理。所举的例子，却是总结了技术教育的传授经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学习之初，并不马上传授某项工种的专门技术，而是借用别类作业方式，由练习最简单的基本手法开始，再转入复杂的手艺。这也是循序渐进的有效措施。可见，古代的技术教育是有一套很好的传授经验的。但是，这些宝贵的技术教育经验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因此没有人进行系统总结，以致自行消亡而不可考知了。现在出土的不少古代器物，我们只能叹其精致，慕其美饰，但怎样制造，又怎样修饰，甚至怎样修补都不知道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科目有：农学、天文和数学、冶金学、医药学等。春秋时期，冶金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如生铁的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炼钢、合金和锻打技术；此外，还创造出合范铸造中的失蜡法。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擂鼓墩１号墓发掘出土的盘尊，是一件盛酒器，通高30。1厘米，口径25（以透空附饰的边缘计）厘米。盘尊的附饰是铜制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饰。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表层纹饰不同于其他青铜器上连续的镂空花纹，它们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构成为一个整体。附饰用锡青铜铸成，没有经过锻打，也不曾留下铸接和焊接的痕迹，而形制的高度复杂又排除了浑铸或分铸的可能。这件盘尊，经过鉴定，确认为采用失蜡法铸造，也是我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先秦的失蜡法所铸标本。
　　过去，这种工艺被认为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传入或从西方传入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年代为西汉。擂鼓墩１号墓盘尊的出土，经科学鉴定为失蜡法铸件，这样就把我国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说明那时冶金铸造技术的传授，一定有其制度与方法。学术官守，不散民间，而从擂鼓墩１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包括整套的编钟）来看，工艺匠人当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技术培养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和方法，可惜没有文字记录下来。可能，当时是在生产实践中，采用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即从基本的简单的手艺开始再逐渐复杂。而着重实践，应是手工技艺传授的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历经几百年的教育大变革，对后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实施，影响是很深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培养目标。奴隶社会官吏的选拔，限制在以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之内。而春秋时期以后，宗法制度废弛，士、工商者、庶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成为高官将相。社会尚贤的风气和仕途的开放，刺激了人们的从师进学。而办学者，也以其荐举人才的多少和所授职位高低而扬其名声。孔子主张学也，禄在其中，并赞同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从春秋开始，学与仕就紧紧结合起来了。应该说，当时把从师作为求仕的一条途径，对于士的解放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学官制度的建立。春秋时期，私学教师不受官府任命。虽然当时官学未废，但学官的名称不详。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以后，官学又逐渐恢复，学官职称也重新建立，如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曾经是魏国的博士弟子。博士所教授的学生叫博士弟子，可见魏国学校中设有学官。而齐设有祭酒，辅佐太子学习的学官，名师名傅。秦、汉以后，仍袭学官制度，太子的老师称太傅和少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为太子少傅。汉时设六经祭酒，晋初改为国子祭酒。博士是教席官，祭酒是行政官，这些都是最高学府的学官。而学官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世袭的。自战国以后，改为任命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第三，制定管理学生的守则。奴隶社会，国学和乡学中都有了学生不听教诲给以惩罚的办法，尚未见有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记载。目前，史籍记载的最早一份学则，是收集在《管子》一书中弟子职一章。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详细内容见下一章）学则。其中具体列出学生应遵从的学习和生活行为的规范：如对老师，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等。这也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教师就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使官学由衰而盛，私学由盛而衰，其发展轨迹，又都与政治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几度起伏，最能说明问题。只有国家经济力量雄厚，政局稳定，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将人才需求和技术开发提到日程上来时，国家上下才能重视教育，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才能全面发展，也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更加兴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的种种变革，不是离开社会的发展而单独进行的。而教育的种种变革，既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也能阻滞社会的进步。因此，教育对国家的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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