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国策·赵策》的记载，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毕阳其人，并没有任何事迹流传下来，但《战国策·赵策》既然专门提到他，为豫让做铺垫，想来应该十分有名。

祖上有名，是祖上的事情，到了豫让这一代，那光环早已褪去，他只能像当时许多有些才华的人一样，跑到某个贵族大户家里，去做一个家臣，或为生计，或为理想。

豫让大约是有理想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

他首先投奔了范氏，不得重用，于是转身离开，投奔中行氏，又不得重用。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形容豫让在范氏与中行氏那里的遭遇时，用了一个词：“无所知名”，大意是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来。

不知名，便走人，这也说明，豫让去做门客，不是为了混日子，而是希望有一番作为。

最后，豫让投奔到了智伯门下。智伯即智瑶，也称荀瑶（智氏与荀氏同宗）。作为智氏最后一任家族领袖，他欣赏豫让，对其十分尊崇。

豫让投奔智伯不久，卿族之间的第二轮火拼宣告结束，这一次，牺牲者是范氏与中行氏。六卿减为四卿，而智瑶从中获利巨大。

此后智瑶的种种行动，是否有豫让的思想贡献，不得而知。历史没有提供证据，但留下了想象空间。既然智瑶如此尊崇豫让，视其为国士，自然也是看中了豫让的才华。在其位，谋其政，豫让作为智瑶的家臣，恐怕也要出谋划策。

于是，后面发生了智瑶向韩、魏、赵三家所要土地的事件，此事件的最终后果就是经历晋阳之围的戏剧性反转，三家联手灭掉了智氏。

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遗址

对于智瑶无理索地这件事，明代的学者方孝孺在《豫让论》中曾经批评说，作为智瑶家臣的豫让做得不对，他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

方孝孺举例说，豫让应该这样对智瑶“谆谆然而告之”：“诸侯和大夫们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要互相抢夺，因为这是自古就有的制度。如今我们无缘无故向别人要地，结局无非两种：人家若不给，我们必然心生怒气；若给了，我们又会心生骄气。怒则必争，争则必败；骄则必傲，傲则必亡。”

方孝孺还说，豫让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十分诚恳，如果智瑶不听，就再谏，再谏还不听，就三谏，三谏还不听，就干脆使出绝招：伏剑而死。如此至诚，纵然智瑶再冥顽不化，也该有所醒悟了吧。如此一来，后来的灾难就不会发生，智氏家族也不会从晋国的土地上消失。

他责备豫让：在这紧要关头，你居然连一句开导智瑶的话都没说，眼睁睁看着他滑入危险的深渊……

这么看来，方孝孺的确是够“迂”的。且不说豫让是否劝谏过智瑶，也不管豫让是否有这样的口才和谋略，单就智瑶的性格和野心而言，恐怕根本就不会搭理这样的劝谏，更别提所谓的醒悟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凭几句话就想让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忽然变得清心寡欲，岂非痴人说梦？

无论如何，智伯败了。

怀着彻骨之恨，赵氏宗主赵无恤杀掉了智瑶。但他觉得，仅仅杀了智瑶，还不够。

还有什么惩罚，比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更残忍么？

赵无恤觉得有。

他让人把智瑶的脑袋割下来，清理一番，上漆，做成了一个装酒的罐子。这是《战国策》的说法，《史记》沿袭之，但《吕氏春秋》说是做成了夜壶。

应该是酒罐子。夜壶只能自己用，酒罐子却可以在大宴宾客时，摆出来炫耀。

智瑶之死，并不值得同情。正如《战国策·赵策》所说：“智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

但人都是有尊严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尊严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坏人当然要惩戒，哪怕他已死去，也可以继续批评、谴责。但不能没有限度。当年伍子胥掘墓鞭尸，虽然为父兄报了仇，雪了恨，但也遭到后世无数人的指责，就是因为他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在一个历来讲究“死者为大”的国度，如此羞辱一个死者，一个过去的对手，赵无恤的作法的确过头了。

河北邢台，豫让桥路

他招来了豫让的仇恨。

那时，豫让在晋阳之败后，已经逃入山中。起初，他或许并没有刺杀赵无恤的念头，但智瑶的脑袋变成了赵无恤的“酒罐子”之后，豫让内心必然会发生剧烈的转变。

复仇的欲望像火一样在豫让胸中燃烧。寂静山林中，他发下重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必为其报仇而死！”

知遇，是上级对下级的赏识，并非朋友间的情投意合。但豫让将智瑶视作知己，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是他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插嘴。在豫让看来，赵无恤侮辱了智瑶的尊严，他就有义务为智瑶复仇，讨回尊严。

豫让的余生，除了复仇，再无其他意义。

豫让和此前所有刺客，如曹沫、鉏麑、专诸、要离等人，都有绝大不同。

其一，他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邀请或者利诱，刺杀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其二，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想杀死赵无恤，为智瑶复仇；

其三，他抱着必死之心。

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学者李零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一文中，称豫让为“亡命徒”。如“歹徒”、“酒徒”、“叛徒”等词一样，亡命徒毫无疑问也带有强烈的贬义。那么豫让是不是一个亡命徒呢？这要看豫让在刺杀过程中的表现了。

为了刺杀赵无恤，豫让做了精心的准备：他改了姓名，扮作刑人，混入赵无恤宫中。

刑人就是身体受过肉刑的人，他们没有地位可言，常被充作苦役。

豫让混入赵无恤的宫中，干的就是最低下的活儿：装修厕所。这可能是豫让自己选择的工作。在其他地方，他很难遇到赵无恤，即便遇到了，恐怕也是前呼后拥，难以下手。但厕所不同，赵无恤肯定要上厕所，而且不可能领着一众随从。

豫让准备的凶器，是装修用的瓦刀，想来应该和现在泥瓦匠所用的瓦刀相差无几。这种刀是用来砌墙抹灰的，一点都不锋利。豫让要杀人，所以把瓦刀磨得锋利无比，一边装模作样抹墙，一边等候赵无恤的到来。

那瓦刀在他手中挥动着，笨拙，粗陋，与刺客们惯常使用的刀剑匕首相比，毫无美感可言，但也有好处：不惹人注意。

赵无恤来了。

这个精明异常的人一进入厕所，就觉得气氛不对。长年累月的征战使他变得十分警惕，况且他羞辱智瑶之事天下皆知，自然也会提防刺客的不期而至。于是赵无恤令左右进来，捉住豫让，详加审问。

山西太原赤桥村，据说豫让在此行刺赵无恤

豫让也不加隐瞒，坦然亮出身份。他指着那把锃亮的瓦刀告诉赵无恤：“我来到这里，就是要为智伯报仇的。”

左右闻言，欲杀豫让，却被赵无恤拦住：“智伯已死，没有后人，他的臣子却不避凶险为其复仇，可见豫让是位贤人。如此侠义之士，怎么能杀了呢？放了他吧，我以后小心躲着他就是。”

只因欣赏一个人，就不在乎他的身份、立场和阵营，哪怕是一个前来行刺的刺客，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并纵其生还。这样的逻辑，在今天已经很难让人理解，但在先秦时代，却曾经真实地存在过。这或许就是张承志先生所谓“清洁的精神”的一种表现。

这件事同时表明，赵无恤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应受指责之处，更有值得尊敬的地方。

豫让得以活命，但他的第一次行刺却失败了。

他不放弃，准备发动第二次行刺。但赵无恤的言谈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内心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第一次行刺，豫让采取的手段是改名姓、伪装。第二次，他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容貌，让任何人都认不出自己。

他把漆涂抹在身上，让那些毒性慢慢侵蚀自己的躯体，久之，如生癞疮。

既而，他又拔掉了自己的胡子和眉毛。

一番自我摧残之后，豫让已经面目全非。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形容丑陋、令人望而却步的怪物。

他到街上去行乞，人群熙攘，已经没人能认出他来了，但他的妻子却起了疑心。这可怜的妇人或许一直在等着自己的丈夫归来，此刻街市偶遇，她盯着豫让，自言自语道：“此人体型容貌都不像我的丈夫，但为何声音这么像呢？”

豫让听了，心里担忧，于是又吞炭，把声音弄得沙哑。

再没有什么需要改变了，豫让便偷偷去见自己的友人。他或许是想借此检验一下，易容、变音是否成功。

一个怪人忽然出现在眼前，那友人惊讶了半天，最后，他半信半疑地问道：“你……不是豫让吧？”

豫让说：“正是我。”

友人听了，顿时泪下：“这又是何苦呢？”

豫让把前因后果讲述一遍，表明自己复仇的决心。

友人说：“你这么做，难度也太大了吧，恐怕最终也无法成功。你的志气令人敬佩，但实在算不得聪明。为什么不找个简单的办法呢？以你的才干，如果去投奔赵襄子，作出一副甘心为其效力的模样，赵襄子一定会重用你。重用你，自然就会亲近你。如此一来，你就有机会行刺他了。这么做，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豫让听了，微微一笑，用沙哑的嗓音回答道：“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就是为过去的知己报复新交的知己，为过去的主人杀害新的主人，此等大乱君臣之义的事情，我豫让是不会去做的。我之所以残身苦形，立志为智伯报仇，就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世间还有君臣之义。如果我一边发誓效忠赵襄子，暗地里又想方设法要杀他，这不是怀有二心吗？你说的办法，当然简单易行，但我决意选择最艰难的道路，在完成复仇的同时，也要让后世那些为人臣而怀二心者感到羞愧！”

在这里，豫让说得很明白，他之所以“愚蠢”地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就是不想用一种错误的的方法去报复另一种错误，那样即便成功了，他也不会满意。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豫让不是一个亡命徒，因为一个亡命徒不会有这么多顾虑，他只需要不顾一切危险、不择手段去杀人即可。

这段对话详细记载于《战国策·赵策》中，而在《吕氏春秋·不侵》中，豫让与友人之间还有另一番对话，只是因为缺乏上下文，难以判断这位友人是否就是《战国策·赵策》中那位。

这友人问豫让：“你的行为我实在是不理解啊。你当年也曾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待过，他们被灭后，你没想过为他们报仇，如今却非要为智氏报仇，不知是何缘故？”

豫让答道：“我这就告诉你其中缘故。范氏与中行氏，我寒而不给我衣，我饥而不给我食，让我和其手下上千人一样接受相同的待遇。他们以众人的方式对待我，我当然要以众人的方式回报他们。但智伯不同，他十分看重我，使我出门有车坐，在家衣食无缺，大庭广众之中，还待我以特殊的礼遇。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然也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

何为“国士”？也就是一国之中最杰出的那些人。

豫让说智瑶把他当作国士，这让方孝孺老先生很不屑，他在《豫让论》的结尾说：“袖手旁观，坐待成败，所谓国士的报答，就是这样的？等到智伯死了，才忍不住愤怒，甘心堕于刺客之流，这有什么可称道的？如此看来，豫让是算不得国士的……”

还好，他没有痛骂豫让自毁身体，对不起父母和上天。

第二次行刺的地点最终选定在那座桥边。

之所以选定这座小桥，是因为豫让早已探明，赵无恤到自己的园囿中巡游，返回时必从此处路过。

他躲在桥下，侧耳细听，像一个潜伏的猎人，小心翼翼等着猎物入网。

终于，马蹄声和人声过来了。越走越近。

那队人马走到桥头时，意外忽然出现。赵无恤的马惊了，立于桥头，嘶鸣、踢踏，显得焦躁不安。

赵无恤自忖道：“莫非豫让在桥下？”

他不确定。就像上次在厕所中的遭遇一样，他只是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派人到桥下看，有人。一问，果然是豫让。

赵无恤有些恼怒：“你曾经做过范氏、中行氏的家臣，智伯灭了他们，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做了智伯的家臣；而今智伯已死，你为何独独要为智伯报仇，而且不惜一切代价？”

那沙哑不堪的声音答道：“不错，我是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但他们待我如众人，所以我也像众人一样回报他们。至于智伯，却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也要像国士一样回报他。”

就像回答那位友人的疑问一样，豫让的回答坦然、理直气壮。

赵无恤听毕，一声长叹，忽然落下泪来。

“唉，豫让啊，你为智伯所作的一切，已经闻名天下；我曾经饶过你的命，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现在你自己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吧，反正我是不会再放你走了。”

一声令下，士兵们将豫让团团包围。

在《吕氏春秋·序意》中，有一个细节为《战国策·赵策》所无：当赵无恤怀疑桥下可能埋伏着刺客时，他命令参乘（即陪乘之人）青荓（音平）到桥下去看。青荓一看，桥下果然有人，正躺在地上装死。再仔细一看，是豫让。而此时豫让也认出了青荓，他叱责道：“赶紧走开，我正在做大事。”青荓说：“年少时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了，如今你要做大事，我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是出卖朋友；但若不说，眼睁睁看你杀掉我的君主，又失掉了为臣之义。如此，我唯有一死了。”言毕，青荓退而自杀。

汉画像石，豫让行刺

《吕氏春秋》评论说，青荓既看重君臣之义，又不废弃朋友之道，他和豫让可谓真正的朋友。

青荓的自杀，为豫让行刺赵无恤让开了道路，也为豫让的事迹增添了深度和悲剧色彩。

但被包围起来的豫让，已经没有了刺杀的机会。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仍然不失其完整性和撼人心魄的魅力，其原因诚如赵无恤所说：豫让的所为已经感动天下人。而赵无恤义释豫让，也留下了美名。

但故事并没有完，它继续向纵深处发展。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豫让向赵无恤提了一个要求。

“我听说：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上次，您已经宽赦过我，天下无人不称颂您的贤明。今日之事，我固然应该受死，但临死之前，希望您能把衣服给我，让我刺上几剑，以此表示智伯之仇得报，我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豫让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过分，赵无恤未必能答应。

但赵无恤答应了。在撼人心魄的忠义面前，连强大的对手都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的情节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少之又少。

赵无恤脱下外衣，让人递给豫让。

豫让拔剑在手，大呼，三跃而击之，然后仰天长叹：“九泉之下，我可以见智伯而无愧了！”

说完，伏剑身亡。

山东武梁祠汉画像，刺客豫让

豫让之死，是尊严的胜利。

这尊严既包括智瑶的尊严，更包括豫让本人的尊严。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赵无恤的尊严。

豫让复仇的终极目的，是为智瑶讨回尊严，回报智瑶的知遇之恩。为此他愿意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但是，他不会牺牲自己的尊严。所以，他拒绝采取“不义”的方法——豫让这么做，应该还有另一层原因：赵无恤的义释赢得了豫让的尊重。

我以为，当豫让在桥下准备第二次行刺的时候，或许夺取赵无恤生命的念头已经没有那么强烈。能取赵无恤的生命，当然还是会取，但取不了也不要紧，只要能讨回智瑶的尊严即可。

复仇，终于成了一种仪式。

敌对的双方，以完美的配合，完成了仪式的伟大胜利。

豫让自杀的消息传出，赵氏的士人，都为之落泪。

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悲剧，它激烈、凝重的美，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遥远得如同传说。

（《大梦春秋》112，待续。文图原创，盗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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