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拉德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葡两国是大航海时代的先行国，两国殖民的重点在新大陆。在新大陆大量开辟殖民地并成功长期扎根的国家中，除了西葡外就只有英国了。与英国相比，西葡在美洲殖民上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先发优势：

第一，两国的起步最早。在16世纪时就通过开辟新航路，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航海人才，垄断了大西洋贸易。而英国在1600年才姗姗来迟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德雷克爵士的远航更是比麦哲伦晚了一百年。

第二，两国在新世界（美洲大陆）占有的殖民地多处于热带，生产条件比较优越，而且是很多高产作物如土豆、红薯、玉米的原产地，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当五月花号上的移民还在可怜兮兮地向印第安人借粮食吃饭时，西葡两国的殖民者已经在南美搞起了大种植园赚的盆满钵满。直到今天，拉美很多国家都还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国。

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但到今天，英国在北美生根发芽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高度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更是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世界霸权成为超级大国。而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数仍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政局长期不安，经济波动大，以至于“拉美病”，“中等收入陷阱”等名词不胫而走，成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反面教材。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种历史矛盾背后其实是殖民地母国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以及制度文化的不同。如有的学者就指出英国和西葡的初始制度差异决定了它们自身和殖民地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英国能够让殖民事业和制度进步形成良性循环，而西葡不能(Acemoglu et al., 2005)。

英国殖民地以议会自治为主，各殖民地有制订宪法和自主税收的权力，只有在对外开战时才通过各殖民地都有代表的英国国会向各地收特别税费来维持战争开支，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加税侵害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从五月花号上的《五月花号公约》，到《康涅狄格基本法》、《宾夕法尼亚施政大纲》再到《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北美殖民地可以说在独立前就有相对悠久的自治传统。

北美议会反抗英国的大陆会议

而西葡殖民地均无议会，两国主要靠委派总督来直接统治，到了新世界依然是西班牙皇帝的臣民。经济上殖民地的收入大部分都运回祖国。相较西葡，英国殖民模式并不以剥削殖民地来满足祖国为目的，各殖民地都是一个自治实体，人民享有的自由较多。

此外，殖民带来的财富对西葡和英国的历史影响也不同。

在进行大西洋贸易时，英国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比西葡更多。从事大西洋贸易的商人在成为新贵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便不可避免地与特权阶级产生冲突，由于英国有非常悠久的议会传统，新贵们可以通过博弈手段促成改革。

很多新制度，如国家财政与宫廷财政分离，保护私有财产，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经过博弈后就开始出现。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简单来说，经历了英国大革命打破王室垄断权，詹姆斯二世复辟后恢复议会制打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光荣革命确立虚君政治，议会制度最终大获全胜几个阶段。

在这个制度下，殖民带来的财富产生的资产阶级在议会制度的催化下打破了封建等级制的限制，只要经商有道，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促进了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和贸易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好了基础。可以说，制度因素使得殖民带来的财富对英国经济体系里形成了良性循环。

反观西葡，当时如日中天的哈布斯堡王室与民争利，垄断了海外贸易的大部分好处（实际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恨不得血缘都要肥水不流外人田，最后终于在1700年因为近亲结婚绝嗣了）。

对大航海时代稍有了解的人可能知道，很多早期航海家都是带着“皇室特许状”作为给皇室找黄金的高级打工仔出海的，这个皇室特许状就是一种垄断特权的象征。在西葡两国，除了王室和有皇家特许状的少数公司外，其他人均无法染指国际贸易。再加上前面说过的对殖民地的剥削，王室变得越发富裕，也有了更多的资源来强化自身的专制王权，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制度更加增强。

王室本身也缺乏资产阶级将财富投入再生产的意愿和能力，把大量财富都用在了奢侈品等炫耀性消费上。最终，整个社会奢侈有余而富裕不足，一般人并没有从殖民中获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西班牙花钱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宗教战争

由于新的商人阶层没有壮大，自然谈不到推动新思想新制度的出现，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了。在这种财富分配按照权力资源分配的地方，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更是见不着影，整个社会还一直保有很强的中世纪特征。

西班牙的强大的君主制传统可以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但跟法国比远不是最凶的），恐怕只有曾经统治过它的哈布斯堡家族的老巢奥地利可以与之相比，但即使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都知道要想方设法改革守住家业，远没有西班牙统治者那么冥顽不化。

与西班牙这个老朽相比，德国意大利则是长期政治上长期四分五裂，直到19世纪后期才统一的精神小伙，法国的波旁亲戚更是早已在大革命中化为灰烬，而西班牙的波旁们却一路晃晃悠悠，几度复辟最终有惊无险活到今天。

长远来看，长期停滞的君主统治使得西葡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种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的特别文化。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欧洲其他地方少有而北美完全没有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t）专制文化。”(Huntington, 1996)

新大陆上独立的移民国家的文化和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母国的深刻影响。如果说英国给美国留下的是浸淫在丰厚的宪政文化和自治传统的自由民的话，西葡给拉美国家留下了什么呢？用“解放者”玻利瓦尔自己的话来说，是处于“无知、暴政和陋习的三重压迫下(the triple yoke of ignorance , tranny and vice)”的国民(Arana, 2013)。

可见，即使是拉美解放的先驱人物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发展道路会受到来自母国的文化负资产的强烈制约。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玻利瓦尔非常不幸地一语成谶，比起北美民主制度的稳定发展，拉美的政治发展确实相当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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