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历史爱好者来说，你或许可以去关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铁血疆场，也可以去推演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即可以去揣摩步步为营机关算尽的官场权谋，亦可以在意那些冲破时间的层层阻隔，在世人面前重新昔日岁月颜色的物件中，却寻找曾经古人日常生活的那些细枝末节。而如果你想将目光投射于隐匿在三坟五典，稗官野史的字里行间，那些疑云重重的谜案之中，又或者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

本书《疑案里的中国史》，文如其名，整本书选取了历史上众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有些名满天下，有些悄无声息，有些看似早已盖棺定论，有些又众说纷纭，从萦绕历史两千年之久却始终莫衷一是的秦王嬴政身世之谜，到被各种戏剧，话本，古典小说，影视剧反复演绎的经典天字第一号案“狸猫换太子”；从脱胎于武侠小说，却最后三人成虎以假乱真的吕四娘飞剑斩雍正的桥段，到明末清初，张苍水先生以一句“大礼躬逢太后婚”成就史上第一造谣案的孝庄与多尔衮的爱恨情仇；从如法炮制又晦明不定的陈桥驿黄袍加身，到自始至终都会政治所走有真相并轰动全国的清末第一案“杨乃武与小白菜”。

如果说历史片段仅仅是一个个等待侦破的案发现场，那么本书的作者们则需要通过史料典章的边角线索，抽丝剥茧，顺藤摸瓜，试图去找寻到那些困扰在谜团，更加真实可靠的历史原貌。本书由三位作者以共同笔名“艾公子”的名义联合创作完成，这三位作者早年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如今他们放下记录实时变迁的笔锋，却用着同样敏锐、智慧的目光来解读历史的可能性。

对历史悬案的破解，既需要作者拥有足够的历史功底，能够轻易穿梭于各个时代之间通过彼时彼刻的客观思维来进行考量琢磨，同时又要求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在浩如烟海的正史野集中发掘探索，多方比较佐证，梳理出一条最为合乎情理的逻辑。前者，是日积月累的功力，后者则需要作者能够那些资料中埋头苦干。随意翻翻本书，便可以看到作者们的心血，以及那些全然不吝于资料搜集的工作量，比如“玄武门”一章中，既提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的官方记录，也一并选用了冷门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另一个角度；又比如在“张献忠屠蜀”一章中，并没有轻易简单地听信《明史》陈述，而是广罗相关材料，既有当时人的《明季南略》，又有外国传教士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更有明末四川知识分子所留下的笔记，如《蜀难叙略》、《蜀警录》、《五马先生纪年》、《烬余录》等。对于这些，无疑作为普通的读者是幸运的，毕竟有人会去下如此“笨拙”的功夫来考据搜罗，相互印证。而我们仅仅需要对这一系列过程所得出的最终结果进行阅读和思考。

赵氏孤儿，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事件中，有这样一类作品，它们自圆其说，自成体系，往往又包裹着中国民族“忠孝信悌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一经成形，快速传播，然后会被后来的文人墨客，王侯将相广为称赞传颂，又往往会被改编成戏剧，诗词，小说等形式，发扬光大，成为街知巷闻的经典故事。而当读者们本着更加苛刻严谨的态度去发掘其中真实的过程与动机时，却会惊讶地发现，历史的真实有些时候不堪入目，又有些时候会显得如此似是而非。

很明显，在本书中所讲的《赵氏孤儿》就是这样的一出古装血泪复仇大戏。当然，书里提到的伍子胥、魏延、狸猫换太子大概亦是如此。首先作者从文学作品入手，强调故事是从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起，一切情节的源头都来自于太史公的《史记·赵世家》，并从中找寻到了人际关系上的理解错误。另一面，搬出了春秋时期更加重要的历史典籍《左传》，在内容对比上发现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忠义，隐忍，报仇雪恨的象征，后者则成了，阴谋，卑鄙，奸情的狗血桥段（具体情节，不妨开卷有益）。从资料研究上来说，《左传》应该是更接近当时历史现场的史料，并且同时被其他先秦史料转述，如《国语》等（题外话，《国语》基本就是《左传》的铺陈扩写版）。而《史记》的《赵世家》则是孤证，同时另一部分《晋世家》中却选用了《左传》的故事逻辑，另外，在《赵世家》里记录的灭门事件发生于晋景公三年，但各种史料又明确地显示，这一年之后赵氏族人仍然在晋国政坛上频繁活动，从这两个旁证来看，《左传》的真实性会更高一点。

至于，司马迁为何会在《赵世家》中写一个并不真实的故事？同时，又在《晋世家》中记录了另一个版本呢？这或许和太史公创作《史记》的习惯有关，首先，他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理念，旁采博搜传说逸闻，当遇到多种不同说法无法确定真伪时，就会选择一并收录。所以同一个“赵氏孤儿”的真相，在《晋世家》中保留了历史的“真”，又在《赵世家》中留存了历史的“善”。

其实，因为《史记》的纪传体造成了它内部有大量同一件事散落于各自篇章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出现自相矛盾的可能，比如《田儋列传》和《项羽本纪》，同一句话：“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前者说是楚怀王说的，后者则记录为项梁说的，这当然有太史公个人记录时的失误，有时候则是为本传人物某种隐晦而刻意如此。

玄武门，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虽然史笔如铁，但是总有些真相会被写史者集体隐瞒，有趣的是，这样隐瞒不管是当时当地，还有改朝换代。就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无论是《高祖实录》还是《太祖实录》，或者正是新旧《唐书》，甚至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会不约而同的将这样一场明明“弑兄、杀弟、逼父、夺权”的嗜血政变，掩盖成情非得已，被逼自保的绝地反击。由此可见，对很多人来说，一个在能力所散发出来的无比出众英明神武的光芒足以掩盖其历史角落里血迹斑斑的不堪。

本书的作者没有拘泥于史书所给出的结论，而是选择绕过前人设下的重重假象，来到真实的现场去看待每一个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真实事件，这位被李二同志以排山倒海之势反复泼脏水，冠之以“荒色嗜酒，骄态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有禽犬之行，同恶相济，掩蔽聪明，昵近小人，信谗恳，疏骨肉”恶名的隐太子，到底行过何种恶，又亲过何种小人。

所得出的结论是，真相绝非如此。就如同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所描述的那样，一切行为，皆有痕迹。任何违背历史惯性的篡改只会让现场变得益发不自然，从过往史料中，不断有关于李建成能力上，性格上的表述，简单地说，可以行军打仗，攻城拔寨，二十八岁攻克潼关，大破后来位列凌烟阁的名将屈突通（当然，大概率无法和李世民那种战神级别的军事能力相比）；可以治国理政，大唐初兴，尚需和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周旋的档口，出任“监国”，保证后勤，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建立国家典章制度；同时在性格上看，宅心仁厚，顾念兄弟情义，即便到了与李世民关系势同水火，已无回寰余地，李元吉多次怂恿其尽早动手之时，依旧“性颇仁厚，遽止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他没想到的是，李世民即是危墙。

无谓的仁慈，给了李世民以足够多的时间来逆风翻盘。再然后玄武门兵戎相见，弱者孤注一掷，二人成王败寇。

等到了胜负已定，攻守逆转后，再看看天策上将李世民的雷霆手段，方能知晓李建成聚九州之铁所不能铸之错，又何至于有此之败。短短一天，太子、齐王诸子相继被戮，麾下势力连根拔除。就连唐高祖李渊，也同样被软禁。很快一道《立秦王为皇太子诏》，尘埃落定。

而，玄武门宛如一道魔咒一般，始终盘旋在大唐帝国阴霾不雨的上空，之后百年之中还有三次喋血杀戮的政变将在这里发生，一路看来，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最后，不妨再思考个有趣的问题，既然太子李建成没曾算计过自己的兄弟，那么魏征在被捕的时候为何要说：“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同时，李世民又为何在听到太子心腹魏征说出这样的话后，还“哈哈大笑”，并且委以重任？

历史的真相，有时候，不忍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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