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86，《明朝史话》连载11，欢迎收看。

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到了万历朝，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各派官僚集团的政见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拉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待续到明王朝复亡时为止。

01、党争缘起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王恭妃无宠，而郑贵妃最得神宗宠爱，因而，郑贵妃就恃宠企图为其子朱常洵谋取皇位继承权。

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有怀疑郑贵妃从中作梗的，甚而攻击执政，痛责首辅申时行“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说他和王锡爵依违其间，不敢秉公力争。

申时行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官。但是，另两位力请立朱常洛的辅臣许国、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意，被斥出阁，归家。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 ，神宗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国本”。

在“争国本”时，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并率先责备王锡爵，和他交章论辩，使神宗皇帝内心非常不满。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解职的前首辅王家屏，再次忤神宗意旨，因之被罢官回老家无锡。

无锡城东有座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等人便倡议把它修复。修复后，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在里面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一些对世道看不惯，和当局合不来的所谓“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纷纷闻风响附，来的人多得连书院都容不下。

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讲学之余，在东林书院讽议时政，臧否人物，自负气节，和当权派相对抗。他们的言论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朝中和他们同观点的官僚士大夫也与其遥相呼应。

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善于迎合神宗旨意，于万历二十二年入阁，从三十年(1602)开始任首辅。他纠集浙江籍京官，专与东林党人作对，被称为“浙党”。

此外，还有“齐党”、“楚党”、“宣（安徽宣城）党”、“昆（江苏昆山）党”等，都是以地缘关系串通为帮派体系，其中浙党势大，齐、楚诸党都依附于它。他们联合攻击东林党，被时人看作邪党。

两大派展开激烈的争夺，互相倾轧，各不妥协。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的手段。

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六年考核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中察典、被罢官的境地。

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受贬谪。沈一贯大怒，搬出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从中阻梗。

万历三十九年(1611)，“秦党”孙丕扬主持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

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主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时被逐殆尽。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大肆报复。

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02、东林清议

明朝到了万历之时，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林党人目睹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统治的阶级矛盾。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

著名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在讲学时说：“在朝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为官，志不在民生；闲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

这些话被传为一时名言，顾宪成及其同志被誉为“清节姱（美好的意思）修”、“士林标准”。

曾任翰林院检讨的姚希孟，反对“加派”和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着“竭泽而渔”的痛苦，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

明神宗好货成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处搜刮财货，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裁抑其爪牙，捕杀其党羽，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

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政权，但是也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掠夺的呼声，对新经济因素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庸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像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03、明末“三案”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内侍擒住。

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若涉疯癫。后来又经两个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按疯癫结案。

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寀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是受人指使，从蓟州来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寀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

浙党攻击王之寀胡说，坚持张差是疯癫，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

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张差凌迟处死，把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此即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其中有两个姓李的选侍设得宠，称东、西李，而西李之宠又在东李之上。朱常洛当皇帝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女们便要了他的命。

光宗起居无节，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 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了29天的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义，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了结，纠弹的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宗死亡，罪不容诛；纠弹方从哲有十大罪、三可杀。

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 (1622)，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为“弑逆”。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事。

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恃宠谋取皇后的地位，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16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

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乾清宫。西李仅是个选侍，住进乾清宫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 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

御史左光斗的言论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让皇长子居慈庆宫，名分倒置；还说，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

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之意。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

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熹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殿。熹宗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 争吵才稍为缓和。

“国本”以及“三案”的争议，其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

“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阉党专政时，“三案”又被彻底翻过去，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

04、阉党专政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

光宗临终之时，杨涟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受顾命。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一班东林党人又合谋从乾清宫逐走李选侍，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

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

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魏忠贤，河北肃宁县人，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因有客氏这个关系，才获得这一重要职位；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使唤。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由于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操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

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人们称它为“阉党”。

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一一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

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其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五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有田尔耕等五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而喜欢木工作业。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创或者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不觉厌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地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擅作威福，为所欲为。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羽盖、旌旗皆用青蓝，驾车的四匹马，飞一般的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厨子、优伶、车夫，总共数万人。所到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

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至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请裁，真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口皆乳臭，尚在褪裸之中的婴孩。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于是，便有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24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以及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刺痛其要害。

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

但是，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70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

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发魏阉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魏忠贤遭受这番弹劾后，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

他们阴谋编造黑名单，有所谓《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对他们 罗织罪名，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

天启五年(1625)，终于兴起大狱，首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以受贿，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

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六人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杨涟等五人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

历史上对在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称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当时，就连早已病死的李三才也不能幸免，阉党宣布削除他的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其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疯狂残酷。

阉党肆意诬陷残害异己，凡是和自己有过仇隙的，都给加上个东林党的头衔，重则砍头，轻则充军、罢官。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想往上爬的人，都拼命附和攻击，吠声吠影，以取悦于魏忠贤。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如首先对张差疯癫责疑的王之寀被投入监狱，冤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的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趾高气扬，更加专权腐化。

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真是“佞词累牍，不顾羞耻”。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与厂臣”联名并称。

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尤，魏阉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竟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 《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

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刷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

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魏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和客氏的兄弟、儿子也都被处死。

崇祯二年(1629)，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六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其时崔呈秀已先自缢，下令戮尸）；田尔耕、许显纯等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还有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

崇祯政权复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

宦官专政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必然产物，它也随着封建政权的垮台而消灭。这种极端黑暗腐朽的专制政治的出现和存在，严重影响到当时的政局，危害人民的利益，阻碍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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