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使和枢密院的发展历程

枢密使一职，源于唐代宗永泰年中所设置的“掌枢密”之职，当时是有宦官担任，而且没有公署，唐宪宗时期开始改为枢密使，但仍然是由宦官担任，并出现了枢密院这个机构。

唐灭亡前夕，唐僖宗、唐昭宗二朝，宦官横行，“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宰相挽首听命，权势无有其匹。”朱温为了诛灭宦官，用心腹蒋玄晖为枢密使，监视朝廷，参与朝政。不久之后，朱温急于篡唐，怒蒋玄晖办事不利，诬其与何太后私通，捕杀之，遂罢枢密使。、

后梁建国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崇政院初置崇政院使1人，判官1人，自后，不置判官，另置副使1人。

后唐建国时即复置枢密院，及灭后梁，废崇政院，从此，枢密院之名不再更改，后晋虽曾一度废置，但“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旋又恢复。

后唐明宗以安重诲为枢密使，四方奏事皆令其读之，由于安重海不晓文义，乃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学土冯道、赵凤充其任，“盖枢密院职事官也”，且规定:“今后如有改转，仍只于翰林学土内选任。”

另据《文献通考》卷58《职官考一二》载：五代时期枢密院还置有参知枢密院事、枢密院都承旨、副承旨等职，后两种职务以诸卫将军担任。又置枢密主事若千员。银台司亦为枢密院所属机构，掌封驳，“下寺监皆行札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

至此，枢密院机构日趋完善和固定化。然而作为枢密院办公机构的枢密厅署始置于何时，因史载阙如，尚难确定。

据《旧五代史•王峻传》所载，后周立国不久，枢密使“（王）峻于枢密院直厅事，极其华侈”，太祖郭威问道：“枢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照此来看，枢密院至迟在后周初期就已设有厅署，而且规模不小。伴随枢密院机构的定型，枢密院在应对和处理军国大事的活动中，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最高机关。

枢密使权力的演变

对于枢密使权力在五代及后世的演变情况，宋人欧用修曾经有如下概括和评价:

“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官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始用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重于宰相矣。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结合其他史料，上述说法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后梁时的崇政院尚未形成最高决策机关，直至后唐的枢密院才具备这种特征。后梁崇政院职能是“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始用于外也”，可见，崇政院在后梁初期仍为内朝机构，尚不具备直接对外行事的权利，实际上起着衔接内朝与外出的桥梁作用。但是由于崇政院使多系皇帝潜龙时的元从，深得皇帝信赖，较之其他臣僚更接近皇帝，故而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后梁时的敬翔和李振均为宣武军幕僚，他们在后梁太祖和末帝时的政治作为，即是明证。

后唐时期，随着枢密使权力的膨胀，枢密院最终走向外朝，并称为决策军政大事的最高机关。史载“至后唐复至枢密院，郭崇韬、安重诲相继领其事，皆腹心大臣，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而且枢密使“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贴也”。枢密院由此完成从内职至外职的蜕变，并一举跃升为中央决策机关。

其次，枢密使权力在后唐时期发展至顶峰，大肆侵蚀宰相之权，最终超迈宰相，成为首屈一指的权臣。后唐庄宗时，以幕僚中门使郭崇韬、宦官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兼用幕僚宦官。宦官张居翰畏惮郭崇韬，不敢干预政事，当时“邦家之务皆出于郭崇韬。居翰自以羁旅乘时，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颜免过而已”。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后，张居翰告老还乡，诏许之。自此枢密使再无宦官担任的情况。而明宗所任枢密使，又是他的中门使安重诲。后唐时期以武臣为枢密使，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枢密使“权重将相”现象的出现。

郭崇韬任枢密使，敢于任事，是甚有识见的人物，宰相豆卢革、韦说挽首听命，恭谨备至。而枢密使自郭崇韬以后，往往位极人臣，权倾中外，故而才有“枢密使任事，丞相充位而已”的说法。

此后，任枢密使的安重诲虽然不学无术，目不识书，而宰相冯道、赵凤却都要仰起鼻息，听其颐指气使。他可以凭一时怒气任意处斩“误冲其前导”的殿直马延，矫诏冤杀宰相任圜，甚至指使河中镇将杨彦温发动兵变，逐走明宗养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珂，然后杀杨彦温灭口。

至于后晋桑维翰为枢密使，政事堂为拱手而已。

后汉郭威任枢密使兼平章事，出师平叛，途径洛阳，西京留守府加同平章事王守恩，贪庸昏暴，为祸一方，历仕后唐、后晋、后汉，自恃位兼将相，坐着轿子前去迎接。郭威因其不恭大怒，辞而不见。王守恩还在外面等候，郭威已派白文珂代他任西京留守。

郭威此举，虽然出了贪暴，但行功确实专横跋扈，后汉朝廷不敢非议，只能于以认可。随后，郭成带枢密使衔出镇邺都，手握强兵，以外制内，遥控朝廷，权势无匹，及至起兵邺都四方响应，灭亡后汉，不过挥手之劳。其权势岂止是宰相所能比拟?

而正如赵雨乐教授所说的：“后唐枢密使比较后梁崇政使，最不同之处在于不单做帝王元从之咨询顾问，而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具有实质之政治力量，能够专行于外，任重于宰相。”

枢密使为何位高权重

五代枢密使权力之重和地位之高远远超过宰相。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中即云:

“敬翔、李振为（崇政）使，凡承上之言，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见时而事当上决者，则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然是时，止参谋于中，尚未专行事于外。至后唐，复枢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诲等为使，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枢密使对宰相之权的侵蚀密不可分。枢密使权力高度集中，具体表现于对军权的独擅、人事权的掌控、财权的过问和台谏的影响等方面。

从军权看，凡军事事务，枢密使都有权过问，而且有权调动中央禁军和方镇之兵。唐僖宗、唐昭宗在位时，枢密院职权就已体现在兵防边备、内外卫戍等军务方面，此后兵革不休，其职掌范围也日益以军务为主。 五代时期，枢密使军权之重更见突出，因而时人称之为“执政“或"将”。

从人事权来看，枢密使独揽人事大权，荐引人物，随意创设机构，甚至易相置将都已成为常事。

从财权看，枢密使不但有权过问财政，而且直接掌管钱谷、凡领取库物必须关由枢密院及三司。

从对台谏的控制来看。三省以及御史台乃至司法权已经尽在枢密使掌握之中，谏官的任免也往往服从于枢密使的意志，被誉为天子耳目的谏官已沦陷为枢密使御用的工具。

枢密使与皇权、相权的相互制约

五代十国枢密使的基本情况大体如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枢密使与枢密院之设，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均有分割宰相权力的事实和目的，相较于唐朝，枢密使在五代十国时期权力空前加大。

但是值的探讨的是，伴随着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起初为钳制宰相权力以便加强皇权的这种制度设计，在五代十国时期对于君主专制意志的实现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又对后世中央集权机构及其运作带来了何种变化？

第一个方面来说，毋庸置疑，枢密使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皇权的专制。

汉代以来，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总是皇帝以近侍内朝之臣排除外朝公府之臣，如大司马、尚书台等慢慢取相权而代之，昔日尊贵无匹的三公，变为有徒有虚名的元老，冗食而已。

唐行三省制，权归中书门下。而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奴视朝廷，宰相受制阉寺，殒身族灭者多矣。可是内宦不论权力多大都毕竟无法在法制上取代宰相。

直到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枢密院开始成为决策机构，枢密使成为超级宰相，对军国大政的干预越来越强。

尽管五代各朝有一些枢密使被杀、被贬，但枢密使之权并未因此削弱，反而日渐加重。其权力不仅凌驾于宰相之上，甚至凌蔑皇权，觊觎皇位。

枢密使安重诲更易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不愿意前往，明宗即令安重诲为其改置，重海认为“成命以行，难以复改”，明宗不得已，只好对康福说:“重诲不肯，非联意也。”

后唐枢密使朱弘昭、冯费，乘明宗患病之机，“杀秦王而立憨帝”，明宗亦无可奈何。

至于后汉枢密使郭威、后周枢密使王峻，也都屡有欺凌皇权的表现，而且其中郭威最终篡后汉以自立。因此，五代枢密使并未成为皇权专制的有力工具，甚至走向了其反面。

但另一方面来说，枢密使权重难制危及皇权的现状，迫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对原先的制度安排重作调整，这一过程始于后周时期。郭威立国初期，枢密使承后汉之威势，仍然保持重要地位。

《新五代史》卷50《王峻传》载：王峻“自谓其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

枢密使不光总揽机政，也参与出师征伐活动。“国初..会刘崇与契丹人寇，攻围州城月余，是时本州无帅”，“及朝廷遣枢密使王峻总兵柄，寇戎有遁”。而为防止枢密使易主事件的重演，周太祖郭威开始有意限制王峻专兵。

史载：慕容彦超在兖州发动叛乱，王峻“遣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客省使向训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将兵讨贼，累言于太祖日：慕容剧贼， 曹英不易与之敌耳。’太祖默默，未几亲征，命峻为随驾行都部署”。

这种安排已显示出周太祖对王峻专权的忧虑。其后王峻愈“益狂躁”，以至周太祖无法忍受，并说:“王峻陵联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王峻被贬为商州司马，未几而卒。

此后，枢密使在军政方面的权力不断缩小，连军事谋议也鲜有插手。

《新五代史》卷31 《郑仁诲传》载：“枢密使(郑)仁海自其微时，常为太祖谋画，及居大位，未尝有所闻”。

枢密使魏仁浦、吴廷祚在军政方面同样缺少作为和建树。与此同时，重大军事活动的参决和主持权都逐渐转移到能征惯战的禁军将领手中。例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所到之处无不以侍卫亲军局从，且能自行处理河北军务。

随着侍卫亲军势力的增长、殿前司的崛起，国家之军政大权，几由禁军将领操掌。而全国南征北讨之统一工作，亦委任禁军将领执行。禁军长官拥兵自重，成为军事权力所在。

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欧阳修所说的“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也就是说宋代枢密使之权，远非昔日可比。

枢密院名义上虽为全国军事最高权力机构，并与中书门下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两府”，但在军事方面仅有调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即使其调兵权也受到皇帝的制约，有握兵之重的禁军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兵司）却无调兵之权。

这样与禁军的相互制衡，使得枢密院对军权的控制更为减弱。然而以枢密使分割相权的意义依然有所体现。史载：

“元丰五年（1082），将改官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于是得不废。”

互相维制，说的就是让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相互牵制，目的仍然是加强皇权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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