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此时，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已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这一天，清廷向弘光朝廷正式发出了一道“檄谕”，历数弘光朝廷的三大罪状：

其罪一：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

其罪二：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

其罪三：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

从这道檄文可以看出，清廷已经否定了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并开始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宣布要对弘光朝廷动武了！

按道理，由南明提出为崇祯皇帝报仇才更加名正言顺，福王朱由崧继统明朝政权也更具有说服力，可是，是什么原因竟然让清廷敢如此嚣张地对南明宣战？当时的弘光朝廷又都在干什么呢？

一，弘光朝廷的错误策略——借虏平寇。

弘光朝廷建立初期，正值吴三桂刚刚降清，并打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但是，在弘光朝廷的文武大臣的眼里，都以为是吴三桂借助清兵的力量打败了“闯贼”，收复了北京。

更有大学士马士英上奏要对吴三桂进行犒赏，朝廷上下官员一个个也兴高采烈，十分赞同。弘光朝廷当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从弘光朝廷对吴三桂的封赏中可以看出，朝廷上上下下一应官员，几乎全部都沉浸在借用满族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当中。也就是说，“借虏平寇”此时是弘光朝廷最基本的国策。

在《明史》中，马士英是众人唾弃的奸臣，而史可法是一位令人可敬可叹的抗清英雄。那么，此时的史可法又是什么态度呢？

史可法的个人品质与马士英相比，两人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但是，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却保持着基本一致。史可法也是“借虏平寇”的支持者。

当然，在弘光朝廷中，也有主张以自强为主的官员。比如，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他们都是不赞同将清军看作义师。

章正宸上言说：“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章正宸明确指出了如果借清兵平寇，将会有“引狼入室”的危险！

陈子龙则建议：“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肋，或攻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陈子龙主张自强，不希望将功劳尽归清方。他认为只要全体将领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中国的统一就能够实现。

然而，章正宸和陈子龙提出的自强之道，对于弘光朝廷来说，已全然行不通。朱由崧本就是依靠“四镇”的力量才得以登上皇位的，现在，四镇已经封爵，此时的他们，包括史可法、马士英他们，早已经没有进取之心，他们只想维持偏安一方的局面，坐山观虎斗。

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让他们能荣家安身就可以了。实际上，也正是弘光朝廷的这种“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助长了日后清廷的嚣张气焰。

二，弘光朝廷北使团的失败

既然弘光朝廷想实行的是“联虏平寇”的政策，那么，当务之急派出使团与清廷和谈，已是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了。

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说愿意前往北京，去与清廷见面会谈。弘光朝廷考虑到陈洪范在这方面也很有经验，而且跟吴三桂等人也有些交情，所以同意了他的奏请，于是委任他为使团重臣。并任命“左懋第”为首席谈判代表。

可没想到，陈洪范的请求其实包藏祸心。

陈洪范何许人也？他其实早就被他的女婿，明朝参将“唐虞时”的儿子“唐起龙”策反了，已经暗地里投靠了清廷，这次请求是想成为“弘光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弘光朝廷的北使使团成立了，他们将由南京出发，带上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等人的诰敕，和封赏的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还有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酬谢剿寇文武劳勋的使命。

出发前，左懋第请求带兵北行收拾山东，因为他不愿意去扮演讨好清廷的可怜虫。然而，史可法与马士英他们“联虏”心切，根本听不进他的建议。左懋第没办法，在史可法、马士英他们的逼迫下，违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

使团行程近两个月终于到达山东济宁州，这里已经地属清朝，陈洪范随即把南明派来的护送兵马遣回了南京。

清朝内院学士“瓜尔佳·刚林”与使团在“鸿胪寺”见面。刚林对使团人员态度强硬，傲慢无理，根本没有任何和谈之意。

无奈之下，左懋第只好提出祭拜崇祯帝，没想到刚林也断然拒绝，说：“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就这样，以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在清廷受尽了屈辱，终被清方扣押，弘光朝廷真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最终也因清廷多次劝说投降不受而被杀。

弘光朝廷虽然看见只有陈洪范一人回来，明白了陈洪范可能是清廷的奸细，但却也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陈洪范后被世人称作“活秦桧”。

北使团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部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任何有民族气节的官员都会愤然而起。然而，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还在坚持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的敌人，对于少数官员提出的讨伐清军仍然持反对意见。

史可法始终认为，只要清廷能与弘光“南北分治”，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他们就没必要再去骚扰清兵，为南朝去树立另外一位敌人。而也正是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联虏”政策，和无所作为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更多的军阀倒向了清军。

三，弘光朝廷在江南的经济状况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地理位置来说，它控制了中原的半壁江山，也掌握了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发达的淮河以南的地区。相比较清廷和大顺政权所占据的地方来讲，弘光朝廷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其实，清军一开始进入中原之时，兵力有限，并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而且吴三桂的投降也纯属一个意外。

然而，接下来的三个原因，终于使清廷不再满足于南北分治的局面了。

第一个原因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经济，明显比不上南方经济的发展。

比如，兵部侍郎“金之俊”对清廷上书：“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此时北京的米价已经过高，不利于民生的发展。

更有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则说得更加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也就是说，得江南者才能得天下！清朝对于江南开始垂涎三尺。

第二个原因：那些降清的汉族官僚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南方人士，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南北分治。

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故乡和亲人，将会与自己面临骨肉分离的局面。

所以，这也是汉族官员们竭力怂恿满洲贵族决策南征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弘光朝廷的无为态度为多尔衮等的决策南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的弘光政权一直龟缩于江淮以南，各军阀割据自雄，只知道鱼肉百姓，从没有想过要去收复失地。

江南百姓的大量赋税都被弘光朝廷，和奉养的骄兵悍将压榨得一干二净。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就曾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庭园，其豪华程度不亚于王宫。

郑廉的《豫变纪略》中记载说，有一次史可法微服私访，正好到达淮安。没想到被刘泽清手下的督工头目抓住去做劳工。直到有一天，正好刘泽清亲自来察看工程进度，史可法才得以脱离苦海。他当时说：“学生效劳三日矣！”

弘光朝廷君臣上下，生活上苛且偷安，军事上按兵不动，致使清廷得以集中军力攻打大顺军，控制的地区甚至扩大到了整个北方。

最终，多尔衮可以嚣张地给弘光朝廷宣布三大罪状，打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正式向弘光朝廷宣战。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清廷给弘光朝廷定的三大罪：其一，不救先帝；其二，擅立皇帝；其三，拥兵虐民。

这三大罪状，又何尝不是弘光朝廷的真实写照？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仅存在八个月的弘光朝廷被清兵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