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王猛、慕容恪三位著名政治家都被后世怀念，但怀念的群体大不相同。

诸葛亮既以善政令普通百姓怀念，因为用人平均，人格高洁，即便是地主豪强也无不对于敬爱有加。

诸葛亮

《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西晋袁准《袁子》：及其受，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司马昭认为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强于自己的父亲司马懿。

司马昭灭蜀之后：

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

司马昭是司马懿最看重的儿子之一，和司马懿学习多年家传兵法，也亲自出马搞定过淮南三叛中的最后一战。然而他留给司马炎的王牌部队大晋中军，却是按照诸葛亮的风格训练的。以诸葛亮的法式练兵，到晋武帝司马炎时，身边禁军就"陈列齐肃"。

晋武帝司马炎也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

《资治通鉴》记载:初，邓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无为之辨者。及帝即位，议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窃以为艾本屯田掌犊人，宠位已极，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复何所求。正以刘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钟会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遗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官属将吏，愚戆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狼狈失据，未尝与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谋，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陛下龙兴，阐弘大度，谓可听艾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从。会帝问给事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曰："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虽得亮，得无如冯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孙朗为郎中。

唐庚《三国杂事卷下》记载"晋武帝践祚,诏定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诰》"。将《诸葛亮集》作为国家政典之书，成为晋武帝治国平天下的寄托。泰始五年，晋武帝对官吏的评选年限进行缩短，随后诏诸葛亮之孙诸葛京进京署吏，表现了他对诸葛亮的推崇以及对诸葛亮政治思想的积极吸纳。史书评价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明达善谋"、"法度有恒"，这应与他积极借鉴诸葛亮的治国实践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有学者认为，公元3世纪时有关诸葛亮的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晋武帝司马炎也是分不开的。

司马炎

到了东晋时，蜀地人民仍然无比怀念诸葛亮。

《世说新语》：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这更可能是一个段子，但亦足以说明东晋时蜀人怀念诸葛亮的情绪。

王猛身为辅佐苻坚统一北方的著名政治家，也得到后世的怀念。

王猛的手段虽然更类商鞅、韩非之学，能富国强兵，而且因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被人诟病，但苻坚是少有的能打击豪强的蛮族首领，他和王猛的结合，虽然使用法家，但并非穷兵黩武，也改善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王猛在关中、弘农等地威望极高。王猛去世后数十年，刘裕北伐后秦时，王猛的孙子王镇恶与后秦军对峙，【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听说王猛的孙子来了，【竞送义粟】，于是晋军【军食复振】。可见王猛在百姓中是非常有人望的。

但是由于打击豪强的同时不能做到诸葛亮那样持心中正平均，毫无私心，个人品德上有所瑕疵。因此王猛在士人中的评价就要比诸葛亮低不少。

王猛

而慕容恪的政治评价则是反动士绅吹水的典范，前燕王朝也是反动到极点的王朝。

慕容恪世后仅仅两年，坐拥千万人口的前燕就被桓温仅仅五六万兵力吓得差点迁都，仅仅三年，前燕就因腐化而灭亡。

有人说慕容评短短三年就挥霍干净了前燕的政治积蓄，导致前燕灭亡，显然是为慕容恪执政的纵容豪强推卸责任。

慕容恪爱惜将士，没有屠城劣迹。是其仁。但治理之下，豪强恣肆，残害人民，朝廷也"赋法靡恒",征收并无常额，百姓负担不轻；这就是大不仁。

前燕的屯田叫做军封（详见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是和众多贵族豪强共同经营的，出粮食了贵族豪强拿大头，国家只能拿小头。实际上，慕容氏自慕容廆起即与汉族士大夫合作，共同统治。前燕政权循魏晋九品官人法，肯定士族特权，承认坞主壁帅势力，境内大族势力有所发展。

而慕容氏能自辽东急速入主中原，接收后赵的遗产如同探囊取物，与承认士族豪强的特权，关系是不小的。相对于【儒学后门多蒙显进】的冉闵，贾坚之流的豪强、士绅当然更欢迎、拥护慕容氏的统治。

豪强占有大量民户，拒缴赋税，则国家在财政、徭役、兵役上无疑会捉襟见肘。前燕王朝不但不能与法家治国的前秦抗衡，甚至面对桓温这样能够在辖区能厉行土断的士族领袖，亦不得不退避三舍。这并不只与双方的指挥官有关，也和国家的行政效率有巨大的关系。

然而前燕王朝民户被豪强（也包括豪强化的鲜卑贵族）所占那般严重，财政又该如何维持呢？

《晋书·载记第九》载：（建元二年（公元344年））（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

有牛者公七私三，无牛者公八私二，这样的剥削比例，可谓触目惊心（曹操时代及曹魏、西晋屯田的收租比例是有牛公五私五，无牛公六私四），即便考虑到屯田户往往免除兵役徭役，这个比例仍是极为惊人的，可以说堪比日本战国武田氏最穷兵黩武之时。

由于封裕进谏，加上民怨沸腾，屯田户大量逃亡，慕容皝在搞了三年后，被迫把剥削率调整成曹魏和西晋的50-60%。但是慕容家一向奢靡浪费又纵容豪强，开销大不够用，怎么办？只能增加屯田户数量了。

到了慕容恪执政时代，华北平原1000多万人口，有一半被号称古之遗爱的慕容恪给弄成了农奴。有人说这是慕容俊的锅，可河南的洛阳、兖州诸郡，都是慕容俊死后，慕容恪执政时代才平定的。甚至黄河以北的野王，在慕容俊时代也在军阀吕护手里，慕容恪执政时期才真正平定，这总不能都甩到慕容俊头上吧。

慕容恪

曹魏的屯田虽然剥削残酷，但由于屯田所得财赋用于国家财政，所以自耕农负担就减轻了一些，魏国自耕农的税赋比起东汉还略轻；且魏季豪强地主往往会把租米比例设置得低于朝廷的屯田，来拉拢争夺佃农。而前燕而言，由于军封是和众多贵族豪强共同经营的，出粮食了贵族豪强拿大头，国家只能拿小头，所以形成反动的剥削联盟，贵族豪强亦得以使用50-60%的固定剥削率剥削人民。

而且前燕的屯田人口比例也远高于曹魏。是以号称风化纯良，政局安定的前燕王朝，反动程度要超过曹魏的十倍，实是依靠反动士绅的吹嘘才得以在史书上有美名，与怀念元朝的明初大元遗老们对元朝的吹捧如出一辙。

后来慕容垂复燕，【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虫之就火】。但是慕容垂身为当时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政治上也洞若观火，当年造成前燕灭亡的，同样是这些吸血鬼一般的贵族豪强。他们投奔，不过是以为慕容垂能够继续保护他们的反动剥削的特权罢了。

由此就可见，怀念慕容恪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并不是底层百姓。

慕容垂临死前，遗命其子慕容宝厉行土断，打击豪强，以增强国力；对于这些豪强的本质，慕容垂显然看得很清楚。到这时候，鲜卑慕容氏才真正走出反动而趋向进步。

慕容垂

慕容宝的土断，确实账面上强化了国力。但是由于豪强仇恨，慕容氏的大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敏锐地在这关头抓住了机会，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之势攻入山西，在豪强势力协助下入主中原，后燕王朝也走向衰亡。击溃人口国力是己方10倍的前燕王朝夺取华北之地，拓跋珪仅仅用了区区两年不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豪强所谓因为"敬爱"慕容恪而效忠慕容氏，这种忠诚究竟有多么廉价。而慕容恪的被后世怀念，有多少水分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