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网红美食店挺火，整个五一节期间门庭络绎，我看着网上热火朝天的报道，突然回想起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故事：

且说曹魏名臣何晏，那好家伙跟彭于晏一样，是整个魏国出了名的大帅哥，人以“面白如玉”著称，几乎说起美男子三个字，必会有人提及何晏。

何晏

可是魏明帝曹叡（ruì）不这么想，他老觉得何晏其实是个娘娘腔，早晚喜欢往脸上敷粉，不然怎么可能长得比女人还白净？

于是曹叡想了一计，想验验他是否真擦了粉，便专门找来何晏，说请他吃“汤饼”，既然是天子请吃，何晏当然快快乐乐的就去了，正好是七八月的酷暑天，他便在曹叡面前，吃着烫嘴的汤饼，到最后吃的大汗淋漓，汗珠恨不得跟黄豆似的顺着额头往下滚，何晏没办法，只能用袖子擦，结果没曾想却越擦脸越白，越白就越秀气，越显出他的英俊。

曹叡影视剧照

曹叡一看，当场惊讶，原来这曹叡真的是天生肤白，没有敷哪怕一丁点儿粉！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曹叡龙颜大悦，从此再也没怀疑过何晏是娘娘腔。

这个历史小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且有趣，但说的却是一种日常食物，名为汉代时流行于世的“热汤饼”，也称“水溲饼”，相当于现在的牛肉板面不切成面条，将整块面片与羊汤或牛肉汤一起熬煮，待饼熟以后，喝汤吃饼，这便是汉代百姓常吃的热汤饼，而且还分季节，就跟咱们今天的“冬吃萝卜夏吃姜”一样，热汤饼是属于秋后与冬天才吃的食物，夏天吃的话就难免如何晏一般大汗淋漓，过度排汗则对身子不好，而滚烫紧实的汤面在夏天也不利于消化。

如果硬要类比，就跟今天的羊肉泡馍差不多一模一样，只不过羊肉泡馍是将面饼撕碎，而汉代的汤饼就是把一整块面皮直接与汤一起煮。

《四民月令》汉·崔寔：立秋无食煮饼及水溲饼。——援引《千古食趣》作者：宏道

而说到饼的变革，永远也绕不开一个朝代：宋朝。

而说到宋朝最著名的饼，更绕不开一种天下皆知的饼：炊饼。

世人皆知武大郎主营卖炊饼，但这是小说里的情节，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初对于饼的理解，不是我们今天单一的“以面肥为原材料，制成如纸张一样，可圆可方的饼状食物。”

最初的饼，被称为“饨”，您猜的没错，正是馄饨皮儿，摊开在手心，其实就是饼，里面再包上馅儿的“馄”，那就成了一颗饱满的馄饨。

西汉·扬雄《方言》：饼，谓之饨。

深入来讲，文字的意义之一，在于形容某种物体，将其通过语言表述出来，所以当时的古人，某天想吃饼了，很可能就会给卖饼的人说：“来张饨”，与今天我们去买饼几乎差不多。

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食物的具体形态与制作流程不同，但意义却相差无几。

比如汉代的水溲饼，就是和热汤混在一起吃，汉代百姓冬天吃饼，也大都是这种形式，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煮饼”，与今天的羊肉泡馍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当时的人们去吃“泡馍”，兴许就会说想吃汤饼，而我们现代人则说想吃“泡馍”。

到了宋朝，伴随时代发展与烹饪工艺的进步，饼的形式再次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改进，最终形成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美食文化，如“包子”“烧麦”等面点，均是脱胎于“饼”，而由宋人之手缔造的创新美食。

那么问题来了，又是何等原因，促使面点美食文化在宋朝得以发扬光大呢？

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随着北宋年间钢铁产量的急剧增长，铁锅已经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炊具，从而在原有的蒸饼基础上，诞生出更为丰富的美食样式。

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为何从炊饼的发明，要说到钢铁产量的增长呢？

因为做炊饼，需要铁锅。

而在北宋以前，钢铁产量碍于时代发展与技术局限，产量并不高，即使在钢铁冶炼彻底取代青铜冶炼之后，钢铁的普及率也很低，因为作为武器的主要原材料，钢铁在宋朝以前，一直受官府管控，就连铁矿也是历朝历代严令禁止私人开采，而民间所能买到的钢铁，基本上价格高昂，即使能买到的铁器，也以农具居多。

因此铁锅的普及率并不高，主要的炊具还是以陶器或铜器为主，并且人们的日常主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如秦汉都是羹，贵族的羹中有肉，为肉羹，而普通百姓则是菜羹，真正出现如面饼以及各种面粉所做的面点类食物，还是等到宋代以后，因为钢铁冶炼技术的提升才出现。

北宋铁锅

以1069年的宋朝岁铸铜钱为例，全年铸造铜钱高达500万贯以上，再换算成宋时的度量衡，一贯铜钱为25.5宋斤，约合现在的15.3kg，而500多万贯铜钱，足足需要耗费大约6万吨钢铁，而这一数字只会更多，绝不会更少。

然而这还只是铸钱方面，如果再加上百姓日常所用的铁器农具，以及军队所用的兵器等，整个北宋时期的钢铁产量必然十分惊人，否则根本满足不了宋朝人的日常需求。

《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从铁锅应用并不高的基础上来说，虽然秦昭王时期已经发明出炊饼，但仍旧无法作为人们的日常主食，原因有二：

一、炊具的限制，如春秋战国时主要用青铜鼎等饪食器用来烹饪，饪食器可用来蒸饭，煮肉，但无法蒸制面饼，即使能够蒸制面饼，但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时候，钢铁冶炼技术并不发达，所以考虑到铁质炊具在民间并不普及的因素，面饼这类脱胎于小麦面粉的食物，自然也不会是日常食物首选，更何况春秋战国时的主要可食用农作物，还是以大豆为代表的“粒食”为主。

二、由于农具的限制，众所周知饼是面粉的加工物，而面粉又是小麦经过石磨加工后获得，因此在还没有石磨的春秋战国，难以想象秦昭王是如何制作出饼的，也有可能当时他所做的饼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相差甚远，更不用说还是以大豆为主要食物的民间百姓，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像我们现在可随时吃到面粉，人们主要的日常食物，还是以大豆等“粒食”为主，直到汉代时期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才逐步诞生了石磨等农具，从而才有了面粉，因此才有了我上文所说的汤饼等来自于面粉的食物。

另外补充一点，之前有学者认为石磨是春秋时期的发明家鲁班发明，但根据我国著名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先生的观点阐述，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可食用农作物还是大豆等“粒食”，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石磨，在当时的形态应是用来研磨大豆的“石碾”，虽听上去近似，但实际作用有大不同，所以到了汉代，由于生产科技的进步与社会需求的改变，小麦逐渐取代大豆等“粒食”在日常食物中的地位，而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占主导地位的“饭食”，才自然而然催生出石磨的发明，从这个基础上来说，我们可将石碾看作是石磨的过渡。

所以农具有所限制，就导致了面粉并不能作为人们的日常主食。

因此，相比较北宋时期，在炊具与钢铁产量均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北宋以前的人们所能制作的饼类食物样式也有限，直到铁锅大范围乃至全面普及以后，加快了烹饪的效率，使得烹饪变得更为高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宋朝时期对于文化的极致追求，硬件与软件的相匹配，使得北宋年间催生出别样丰富的面食文化，如世人皆知的“包子”，就是起源于宋代，由馒头演化而来。

《燕翼诒谋录》：仁宗诞日，赐羣臣包子。

而从包子的基础上，又演化出“兜子”等新颖面点，便曾盛极一时。

《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所谓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决明兜子。《东京梦华录·食店》：更有南食店：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

追溯源头，包子的发明，最初正是来自于面饼的形态，人们将面饼之中裹上馅儿，放入蒸屉中进行烹饪，便制作出了美味可口的包子，因此包子和烧麦等食物，均是与“饼”这一面类食品一脉相承，并且在开放的宋朝得以发扬光大，并沿袭至今，作为我国南北人民的日常主食，最终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文化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人们日益旺盛的美食需求，并促使饮食结构就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多样性的，更是充满了素食艺术。

在宋代，由于上文所述观点一中铁锅的普及，饼逐渐成为宋人日常餐桌上的必备主食，而当时并非只有我们现在理解的圆盘状面点才叫饼，但凡是“以面粉为原材料做成的面食”，在广义上均可称之为“饼”。

比如今天我们说吃饼，朋友可能会问是吃肉饼还是菜饼？

但如果是两个宋人站在一起，问今天家里做没做饼？言外之意就是问“有没有准备主食？”

所以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饼这个字，在宋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食”，是一种广泛的代称，代指一切经过面粉加工而成的主食。

而“馒头”也被称为“饼”，或者说在宋代也有一种“饼”被叫做“馒头”，毕竟都是用面粉蒸出来的食物，只不过在宋朝，馒头与馒头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馅儿或无馅儿”，现在我们所说的包子，在宋朝时就是有馅儿的饼，在北方也被称为馒头，直到宋仁宗诞生后，包子作为有馅儿的饼的称呼，才被广泛使用。

《燕翼诒谋录·食货》：仁宗诞日，赐羣臣包子。后注曰：包子，即馒头。馒头之有馅者,北人谓之包子。

宋仁宗·赵祯

再深入来讲，由于汉代时才发明出“石磨”，所以在汉代以前的我国古人，吃小麦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熬粥，二是米饭，三是炒制，等到汉代发明出石磨，才能将小麦碾碎，从而获取面粉，用来制作成饼等食物，因此在这个阶段，有碍于铁器的并不普及与文化限制等多方面因素，面食的种类较为单一，当然这种单一只是相较于宋朝来说，到了宋朝，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双重繁荣，人们的美食需求也日益增长，这才真正迎来了面点美食文化发展的巅峰期。

比如汴梁城内，随处可见各种饼店，简直是五花八门，各店家为了吸引食客味蕾，不断推陈出新，有了竞争自然就有了创新力，于是在《东京梦华录》中，仅一座开封城，就汇集了天下间数不胜数的面食饼店，如：

曹婆婆肉饼，张家油饼，胡饼，和菜饼等，堪称琳琅满目。

《东京梦华录·饼店》：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焦、侧厚、油癕、髓饼、新样满麻。

还有各式新颖馒头，如“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羊肉小馒头”，俱是当时极负盛名的馒头小食，其中的“万家馒头”，更是“在京第一”的顶级美味，而孙好手馒头，又与宋徽宗最爱的“瓠羹”齐名，由此可见此类面点在宋时的辉煌。

《东京梦华录》：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後墙，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在京第一。《东京梦华录·是月巷陌杂卖》：沙糖绿豆、水晶皂儿、黄冷团子、鸡头穰、冰雪细料餶飿儿、麻饮鸡皮、细索凉粉、素签、成串熟林檎、脂麻团子、江豆儿、羊肉小馒头、龟儿沙馅之类。《东京梦华录》：桥西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上述的种种事例，均说明了宋朝人在原有“饼”的基础上，进行了花样繁多的创新，而追根溯源，这种创新与宋朝时期的文化开放有莫大关系，以上文所列举的钢铁冶炼提升为基础，我们可得知铁锅的广泛应用，几乎相当于带来了一场美食文化的变革风潮，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简单面食，而是有了更多精力与乐趣，创造出愈加新颖的各式面点，这既直接体现出整个宋朝社会的开放氛围，也从侧面证明出宋朝的经济繁荣，同时还是从熟食到科学烹饪的过程展现，乃至于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古人经过长期的思考与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富含人文思想的美食哲学。

毕竟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与繁荣经济的基础，国家整天闹战乱饥荒，天下间民不聊生，百姓也根本没有这些闲情雅致钻研美食，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购买力也会随之增长，生活水平自然也会不断提升，基于这几方面的要素，最终促使宋朝民间发展出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而这些文化的色彩，不仅为大背景下的文化氛围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同时也能让我们后人深刻了解到前人与众不同的生活乐趣。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虽然我只是简单阐述了“饼”作为一种面食，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发展与变革，但也足以证明中国美食文化延续千百年，乃至数千年之久的历史特征。

期间经历了石器时代的生食，再到熟食与自然烹饪的过渡，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烹饪的美食体系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对我们现代美食文化的传承与影响，可谓极深。

仅单单一个“饼”，只怕不用我多说，很多朋友从小到大，几乎是吃着各种美味可口的肉饼或菜饼长大的，而能够品尝到这些中华美食，自然离不开从古到今无数劳动人民积累的烹饪智慧与宝贵经验，经由前人不断的延续与创新，这就是一种美食的传承。

与此同时，研究古代美食文化，并不只是能单一的得出“美食文化丰富”的结论，还能以点看面，探知深藏在美食文化背后的时代发展本质，如通过“蒸饼”在宋朝时的改变，能探知宋朝时的钢铁冶炼技术提升对于面食变革的影响。

再如能通过秦汉时期熬煮汤饼的时代特征，探知到青铜器在古代历史中的发展与演变，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尤其是了解目前美食文化的形成根源大有帮助，于此才能更为全面的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传承下去。

展开来讲，我国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更对周边许多国家产生了难以否认的深远影响，除日韩两国，以及东南亚周边国家，我国美食文化千万年的不断对外输出，早已形成了以中华美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饮食文化核心圈，在这一核心圈内的其他国家饮食文化中，几乎都能找到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子，这对于人类文明这一整体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巨大。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不断积累的经验与实践，变革自身文化的同时，最终发展出风味极富多样化的美食种类，以及富含人文思想的美食哲学，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物质文化遗产，我相信在如今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经过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努力，中华美食文化只会越来越博大精深，日复一日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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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四民月令》汉·崔寔：立秋无食煮饼及水溲饼。——援引《千古食趣》作者：宏道

西汉·扬雄《方言》：饼，谓之饨。

《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燕翼诒谋录》：仁宗诞日，赐羣臣包子。

《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所谓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决明兜子。

《东京梦华录·食店》：更有南食店：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

《燕翼诒谋录·食货》：仁宗诞日，赐羣臣包子。后注曰：包子，即馒头。馒头之有馅者,北人谓之包子。

《东京梦华录·饼店》：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焦、侧厚、油癕、髓饼、新样满麻。

《东京梦华录》：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後墙，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在京第一。

《东京梦华录·是月巷陌杂卖》：沙糖绿豆、水晶皂儿、黄冷团子、鸡头穰、冰雪细料餶飿儿、麻饮鸡皮、细索凉粉、素签、成串熟林檎、脂麻团子、江豆儿、羊肉小馒头、龟儿沙馅之类。

《东京梦华录》：桥西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